专家访谈：老校与老校文化

　　汪明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教育》：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如何继承自身的教育遗产？
　　汪明：百年老校，承载着教育的精华，是珍贵的教育遗产。一座百年老校的搬迁总会引起很多人重视，有人支持，优化当地的教育资源；有人反对，不尊重教育规律，无视名校文化的传承。
　　近年来，出于各种原因的学校搬迁在各地非常普遍，要想保证学校搬迁工作顺利实施，搬迁理由要正当。目前很多地方的学校搬迁，有的是因为城市重新规划布局的需要，学校不得已搬迁；还有的是因为现有校园规模难以支撑学校的持续发展，学校主动寻求搬迁。但不论是被动也好，主动也罢，都需要有让人信服的理由。
　　《教育》：百年老校搬迁应遵循哪些原则？
　　汪明：学校搬迁要有充分论证。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搬迁学校，在正式启动之前需要进行充分论证，主动听取各方面人士意见，尤其要听取家长和教师的意见。事实上，进行充分论证，既有利于保证搬迁工作更加科学合理，也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赢得理解和支持。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尽管学校搬迁非常必要，但由于缺少民主程序，而更多体现的是行政意志，因而往往得不到家长、教师的理解和社会各方的支持。因此，在做出一些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听取群众的意见，本身就是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学校搬迁理应遵循这一基本要求。
　　学校搬迁要有缜密操作。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校因为城市改造导致学生被迫流浪，实际就是学校搬迁的操作环节出了问题。由于这些被列入拆迁范围的学校很难再回到原址，多数是异址重建，因此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如果同步的安置措施不够缜密，学生的流浪似乎也就难以避免。可以说，避免搬迁规划与具体实施相脱节，确保操作环节更加缜密，也是学校搬迁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王竹立
　　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硕士导师。
　　《教育》：百年老校搬迁意义及作用？
　　王竹立：对于老房子和旧建筑，拆和不拆，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从当年北京古城墙的拆掉，到改革开放期间各地文物建筑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历来都有争论，而且永无止息。拆了，可能让我们失去了一部分历史记忆，同时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浪费。人是有感情的，对许多熟悉的事物，都难免留恋与缅怀。因为那已不单是一个建筑，已经成为我们过往生活的一部分，上面承载了太多的情感与回忆。对于那些反对拆掉旧建筑的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何况有些老房子还没到必须拆掉的期限，很多修修还能继续使用，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拆掉，岂非不必要的浪费？
　　不拆，则可能让我们没有发展的空间，丧失旧貎换新颜的机会。也许有人说，可以不拆老房子，在旁边另找一个地方建新房子。这话说说容易，但实际上另择新址并非易事，或者会大大增加代价和成本。因为空间总是有限的，试想，如果从古到今我们都只建不拆的话，今天的人们早已没有立足之地了。而且拆和建都需要有很多条件，例如资金和机会，这些往往稍纵即逝，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教育》：一座百年老校的搬迁，牵引了许多人的心，有支持，亦有反对；您如何看待百年老校搬迁？
　　王竹立：破坏与重建，是一切变革时代的永恒主题。几年前，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拆掉小谷围岛上的一些民居建大学城的时候，我记得在高校教师中也是反对声一片。现在，大家都觉得大学城还是拓展了广东高校的发展空间，反对声就很少听见了。有很多老房子、老建筑只剩文物和观光价值，早已不适应今天的需要了。这样的建筑，只需保留一些有代表性的作为纪念就可以了。我发现这几乎成为城市建设的一个规律：拆之前，大家一片反对，并拍照留念；重建之后大家又感到焕然一新，又一窝蜂去浏览观光，拍照留念。沧海桑田，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意见，非常正常。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教育》：百年老校厚重的教育资源应该如何继承？
　　熊丙奇：从我国各地已发生的学校搬迁和大学城建设看，不少地方存在由政府决策，学校被动执行，结果导致学校搬迁产生争议，搬迁之后影响学校办学的问题。教师还是住在城区，每天在城区和校区间奔忙，一下课就集体坐上校车回城，偌大的校园只留下学生；学生们无法体会到寄宿制大学学习的真谛，没有和教师共同学习、生活、成长的空间。对于这样的布局调整，更多的是师生的抱怨。
　　本来，把大学从大城市闹市区搬迁到城郊，甚至地级市，是一件促进市政建设、学校发展和三线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多赢的事。在美国，不少一流大学就建在小地方，甚至镇上，学校不仅是教师、学生安心做学问的地方，此举还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在我国，原来建在地级市的大学，现在却准备朝省会城市搬迁。
　　《教育》：同是大学，为什么却出现截然相反的搬迁现象？
　　熊丙奇：我国的公办大学，办学经费的来源是政府拨款，而政府的资源，又往往集中在大城市，拨款的方式，也是由政府结合行政评估结果进行，因此，学校要获得资源，就要搞好和政府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地就显得很重要。而国外的大学，学校获得资源的渠道多元，来自政府的拨款也无须学校去公关——教育拨款由拨款委员会决定预算，并监督政府落实，因此，在小镇的学校，照样有充足的办学经费。然而，我国建在三线城市的大学，还经常抱怨学生没有实习机会，找工作也有诸多不便，这还导致学校的招生受到影响。
　　《教育》：国外大学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我们从中受到哪些启发？
　　熊丙奇：国外一流大学，在校内就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包括做独立实验，开展课题研究，另外，學校很重视学生的生涯规划指导，尤其是发挥寄宿制和导师制的作用，让学生在和教师共同的校园生活中，感受大学精神和文化。这就要求大学在建设校舍时，给教师的公寓留下位置，而不是只盖学生宿舍，让老师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