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策略性选择

　　[摘要]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寻求一种积极的、正面的“认同”。本文所探讨的是流动儿童究竟通过哪些策略性选择来获得这种认同。研究发现，在客观社会通道相对封闭、自身信念系统呈多元化的前提下，流动儿童可能会通过转换比较方向与比较维度、扩大城乡间的差距等策略，来追求高自尊并获得正面的认同。
　　[关键词]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社会通道；信念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1－0090－07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迁移模式向“家庭化”、“长期居住化”转变，流动儿童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五普”数据显示，0～14岁的流动儿童为1410万，占流动人口总数的13.78％；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流动儿童为1834.5万，占流动人口的12.45％。流动儿童已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权的平等获得、民工学校合法性等客观生活处境，鲜有涉及其主观认知。我们认为客观生活处境可通过政策逐步解决，更需要关注的是他们与城市社会间的关系。年长的流动农民出于“生活预期”、“生命周期”等因素而将返回农村，更多地以城市过客的身份出现。而对于这些数量庞大、无太多乡土记忆又长期居于城市的流动儿童来说，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而可能会有哪些行为取向、与城市社会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是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社会认同与社会行为间存在紧密联系，不同认同状态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行为取向，所以探究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将是回答前述问题的一个关键。然而，在以往认同研究中，更倾向于将流动儿童视为被动接受者，从结构性视角出发，寻找认同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而忽略了他们的主体建构性的可能影响，漠视了认同的具体形成过程。近期研究已注意到这一不足，我们曾勾勒了不同参照群体下流动儿童身份意识的可能架构，发现身份意识是在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内因包括刻板印象的内化与强化，以及提高自尊的动机驱使。熊易寒对随父母进城、随志愿者还乡两事件分析后发现，流动儿童的早期生活经历对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且身份认同不单由社会结构决定，也由事件驱动，充满建构性与不稳定性，所形成的认同具有自我展示与自我保护的功能。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流动儿童主体建构性在社会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泰弗尔(H.Tajfel)启发，我们将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定义为基于城乡居民分类认识上的自我认定与情感归属。我们发现，其社会认同具有多元化、多维性的特点。具体来讲，他们已意识到城乡居民间的差别，但以分类意识为基础的自我认定具有多元化特征，除明确的自我认定外，还有较多儿童的认同处于模糊状态；自我认定与情感归属存在复杂关系，并与农村人自尊具有一定正面联系。同时，这一认同是在特定生活情境中逐渐形成的，其中，结构性身份、学校互动、日常生活事件及流动儿童有意识的群际比较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着他们对分类意识、群体身份和所属群体弱势地位的思考。可见，生活情境中各因素都在促成他们对自身相对不利群体地位的认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处于不利的、弱势的群体中，流动儿童将如何构建其社会认同?如果说，每个人都希望归属于积极的、正面的认同群体的话，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
　　本文所用资料来自2006年以来课题组成员在南京市指定接受流动儿童的公办中小学以及民办中小学进行的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在近3年不间断的接触当中，我们与流动儿童、任课老师以及家长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获得了丰富的质性材料。2007年末，我们还在4所民工小学、10所接受流动儿童的公办小学、5所公办中学进行了问卷调查，构成了本文的定量资料。
　　
　　二、寻求积极认同的可能策略
　　
　　上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由泰弗尔和特纳(J.Turner)所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一直是研究群体间关系的最重要理论之一。其基本假设是每个人都需要获得一种积极的、正面的(positive)“社会认同”，或者说每个人都希望归属于拥有独特的、积极的、正面的认同的群体。因而，它有助于理解处于不利群体地位的成员可能具有的心理状态，即可能形成负面的社会认同；同时，还关注当一个群体或个人处于不利的社会认同时，可能进行的策略性选择。
　　进而，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流动一社会变革的连续统一体(social mobility－social chango)，即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可能会试图改变他们的群体处境而使之处于一个更加有利地位的群体当中。
　　在群体层面上，为改变群体处境可能采取的策略有四种类型：一是社会流动的策略，即由于个体不满意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而选择离开该群体并试图进入有着更高地位的群体中去；二是认知协调的策略，即重新定义以前得到否定评价的群体特征，赋予群体特征以新的正面评价的意义；三是标准创新的策略，即创造并采用新的标准进行群体间的比较和评价；四是直接同另一群体进行斗争的社会变革策略，即由于个人认识到为了提高或者改变他的地位或生活状况，他并不能从其自己的群体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到另一个群体中去，因而他采取的策略便是作为群体的一员和群体在一起而不是离开它。在个体层面上，群体成员提高他们的个人处境的策略可能会更加个体化。
　　然而，群体或个体成员在这一连续统一体中的策略选择，是以现存社会通道(social path)状况为前提。如果社会中存在较多的通道或者说机会使处于不利群体的成员能够脱离并进入相对优势的群体时，那么多数将会选择社会流动形式的策略。当现实社会没有提供可使不利群体成员进入优势群体的通道时，具有群体性倾向的社会变革策略将发挥作用。此外，群体成员具体会采取哪种类型的行动，关键在于他们对社会流动所持有的信念(mobility belief)。可见，弱势群体行为的具体选择是以客观上存在的社会通道、主观上自身对通道性质的认知为前提，继而在社会流动一社会变革连续统一体中作出相应的策略选择。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我们认为，面对不利的群体地位，流动儿童可能形成负面的社会认同。然而，为了提高自尊，以客观社会通道及主观信念体系为前提，他们可能会在社会流动一社会变革的连续统一体中进行策略性选择，以改变不利处境并获得积极的、正面的认同。
　　
　　三、相对封闭的社会通道与多元化的信念体系
　　
　　在探讨流动儿童可能的策略性选择之前，我们就有必要先对城市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社会通道、流动儿童自身的信念体系进行分析。
　　(一)相对封闭的社会通道
　　虽然二元的经济结构逐步打破，但二元的社会结构仍横亘于城乡之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