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韩国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

　　 [摘要]光复后，韩国的语言政策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特征，即以“民族认同”为主导，重视经济利益，兼顾文化利益。这一价值取向的语言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韩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时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才能适应当前韩国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韩国语言政策的价值取向应从“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同时坚持“多元文化认同”的理念。
　　 [关键词]韩国;语言政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多元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_2007（2019）02-0080-06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信息和移民在世界各国的快速流动，单一民族国家进一步消失或隐退。[1]（116）韩国也不例外，随着外来务工者和跨国婚姻数量的不断增长，韩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状况逐渐被打破。2006年，韩国政府正式宣布韩国进入多文化社会，韩国的民族成分由单一转向复杂，语言生态也开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2]（5<>）本文拟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四个方面，对光复后韩国的语言政策进行研究和探讨，进而加强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语言互联互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域国别研究。
　　一、韩国的语言生态
　　在世宗大王創制朝鲜文字之前，朝鲜半岛一直使用汉字。但是，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适用的是汉语的音韵体系，并不适用于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和语法结构。[3]（126）因此，当时的朝鲜半岛把汉字作为书面语，自然出现“言文不一致”的情况。于是，世宗召集大臣郑麟趾、申书舟、成三问等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易学易记、符合本民族语音体系的新文字——训民正音。1446年“训民正音”的颁布，标志着朝鲜半岛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字。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汉文化和汉字的影响，“训民正音”创制以后，汉字并没有被废除，政府的公文仍用汉文。直到1894年11月21日，髙宗时期颁布《敕令第一号》，才明确规定了法律文本、政府公文须用国文记载，必要的时候可以韩汉文混用。这条敕令，第一次提到韩文是国文，这标志着韩文的国文地位的确立。同时，这条敕令的颁布，也对朝鲜的语言文字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朝鲜文、汉文的混用。
　　 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实行“语言同化”政策，企图通过语言的同化实现思想的同化，把韩国人变成真正的日本国民。1911年，日本第一次颁布《朝鲜教育令》，规定日语为朝鲜的国语;1922年，第二次颁布《朝鲜教育令》，进一步规定日语为学校的教学语言;1938年，第三次颁布《朝鲜教育令》，又将朝鲜语列为选修科目。此后，朝鲜语逐渐退出了学校课堂。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内马上开展了国语醇化运动，主要目标就是废除韩国语中的日语词汇和日语汉字词。为了配合这一B寸期的国语醇化运动，韩国政府实施了“韩文专用政策”，目标是废除长期以来韩汉文混用的情况。截至1983年，韩国已基本实现了“韩文专用”的目标，韩国语中的日语词和日式汉字词也已基本清除。
　　通过对韩国语言生活的历时梳理可以发现，相对于其他多民族国家来说，韩国的语言生态较为简单。除了在日治时期，日语曾作为韩国的国语外，长期以来，韩国语为韩国社会的唯一语言。在文字体系方面，韩国经历了汉字、韩汉文混用及韩文专用三个阶段。
　　然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外国务工者的大量涌入，以及跨国婚姻家庭数量的急剧增长，韩国社会的人员构成、民族构成及语言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韩国由以前的单一民族社会发展成为多民族共存的社会，韩国社会的语言生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目前，英语、汉语、日语，都已成为韩国社会的常用语言，打破了以往的“单一语言”的文化传统。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英语的渗透与推广，对韩国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针对复杂多样的语言生态，韩国政府积极制定了一系列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二、韩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是指，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1969年，海因茨·克洛斯（HeinzKl0SS）率先提出了语言规划的两个基本维度：语言本体规划（corpusplanning）和语言地位规划（statusplanning），将语言规划领域的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相区分，即对语言结构本身的规划和国家关于人们对语言使用和选择的政策区分开来，这也是语言政策学科系统化的开端。1989年，库珀（Cooper）将语言的习得规划（studyplanning）首次引入语言规划领域，使得这门学科得以发展和扩大。1990年，哈尔曼（Haarmann）又提出了语言的声誉规戈！j（prestigeplanning），使得这门学科更加完善。卡普兰（Kaplan）和巴尔道夫（Baldauf）（1997）在全面吸收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加以融合，提出了一个到目前为止综合性最强的理论框架，标志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的逐渐成熟。
　　 （"）地位规划
　　地位规划旨在为某种语言配置一些新的功能，通过实施规划，使该语言成为教学媒体用语或者官方语言等等。[4]（54）库珀将语言的社会功能分为12种，分别为国家官方语言、省区语言、通用语、国际语、首都语言、群体语言、教育语言、学校课程语言、文学语言、宗教语言、大众媒体语言、工作语言。在通常情况下，这12种语言功能经常存在着重叠现象，且一门语言的功能越多，表明其语言地位越高，影响越大。[5]（29）
　　日治时期，日本在韩国颁布了四次《朝鲜教育令》，规定日语为国语，并限制韩国语的教学和使用。美军政时期，通过《美军政命令6号》文件的颁布，恢复了韩国语的国语地位，但同时规定英语作为韩国的官方语言。2005年，韩国颁布的《国语基本法》，明确了韩国语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地位。2008年修订的《国籍法》，明确指出外国人要想取得韩国国籍，须具备基本的韩国语能力。2008年，法务部开展的“社会统合项目”规定，完成法务部韩国语研修课程的外国人，在申请韩国国籍时，可享受笔试或面试的免试权利，缩短取得国籍的时间。[6]（83）为了强化标准韩国语的地位，1980年开始，韩国在学校、政府部门、企业等领域，大力推广使用标准韩国语。[7]（34）韩国大众传媒主要以标准韩国语为主，韩国的三大电视台KBS、SBS、MBC基本上都是用韩国语播报节目，少数节目会用英语播报。韩国的三大报纸，《朝鲜日报》《东亚日报》和《中央日报》都是用韩文发行的，但是，《中央日报》的网站提供韩、汉、英、日四种文字的新闻报道。首尔公共场所的标牌经常是用韩、英两种语言标记的，但部分场所如地铁的广播，经常会使用韩、汉、英、日四种语言播报。近年来，随着结婚移民女性数量的急剧增长，越南语、泰语等语种也成为了韩国社会重要的交际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