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评估与重构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出台，首先是采用了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这在当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由于其公平价值的缺失，已经凸显出高校之间的不均衡、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入学机会的不均衡、教育过程的不均衡和教育结果的不均衡等严重问题。因此，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与效率并重，这需要我们树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理念；构建新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决策机制，完善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补偿政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公平；效率；价值取向
　　作者简介：唐小平，男，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曹丽媛，女，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河北 保定 071003）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133-06
　　本文所探讨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且当前正在实施中的有关“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各项政策。“211”工程提出于1993年，即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领域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985”工程提出于1998年，是我国在进行“211”工程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985”工程与“211”工程共同组成了当前我国实施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
　　一、效率优先：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提出
　　（一）效率优先的内涵及其表现
　　所谓效率，通俗地说，就是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初期一种策略性的提法，主要意思是：就经济效益问题和公平问题两者的关系而言，经济效益问题是最为重要的，要优先于公平问题；但是，公平问题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属于“兼顾”范围的问题。对“效率优先”的理解，首先得明白，“效率优先”不等同于“速度优先”。提出“效率优先”实际上就是鼓励竞争，是明确我国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导向，摒弃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短缺经济”（或票证经济）影响；在思想认识上要反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和守穷惧富思想。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有深厚土壤，不树立“效率优先”的竞争意识来克服平均主义思想，就难以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1]。美国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曼则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应该等于教育资源投入均等+教育资源对学生成就产出的效率均等+教育产出的均等，并指出，“完全的机会均等只有当全部差别性校外影响消失时才能实现”，“由于存在着差别性校外影响，机会均等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2]（P19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经济领域内的策略性原则逐渐泛化到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社会的其他领域，成为制定政策的首要原则^[3]。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建设政策明显受到这一原则的支配，是在我国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对国内外环境做出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的反思中，针对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这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经济领域尤其是收入和分配领域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首要原则，通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来刺激效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将其写入了党的文件中，这个原则作为经济和社会建设各领域的主要原则被确定下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也日益突出。有专家分析认为，从国际比较来看， 中国属于世界上地区间经济差异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按省级比较，地区间的相对差距已接近或超过地区经济差距巨大的印度、前南斯拉夫等国。
　　（二）“重点建设政策”效率优先的合理性
　　在公共政策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包括三种：效率优先、公平优先和公平与效率并重。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旨在对少数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重点支持，因此其本身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知识）智力为核心的国家竞争力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内容。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各国政府提出了各种战略以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例如，罗马尼亚早在1993 年就通过法律成立“国家评估与鉴定委员会”，对高校在管理、组织、师资和教学资源以及用于质量提高的经费比例等方面的一般标准和最低要求作了详细规定^[4]。1992年克林顿总统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1997年，欧洲委员会发表《走向知识化欧洲》报告，强调加强科技和教育；等等。而我国政府也早在1989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把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全党的共识确定下来；199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促进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相对于西方来说仍处于比较落后的局面，“若普遍性地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让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追赶发达国家，又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缩小范围，对资源进行重点配置，就成了非常现实的选择”^[5]。例如，1999年韩国原教育部制定了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BK21计划”（Brain Korea 21），有重点地把一部分高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生院和地方优秀大学；2001年日本文部省提出“国立大学重建方针”，计划重点建设30所世界一流大学。总之，以“效率优先”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成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而做出的共同选择。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讲话中强调指出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高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大学办得好不好， 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6]（P88）正因为如此，我国公共政策领域相继出台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对于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