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摘 要:郭秉文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高等教育;近代化;郭秉文
　　
　　郭秉文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学习和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理念,把南京高等师范(以下简称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并一度使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郭秉文在南高、东大的办学实践正值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郭秉文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中的贡献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它主要包括了科系设置、选课制度、组织结构、男女同校等具体内容。从郭秉文在南高、东大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上看,他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一)寓师范于大学,构建综合性大学
　　郭秉文致力于高等教育,就是要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模式,寓师范于大学,建立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大学。寓师范于大学,首先是学科设置不能局限于师范教育,而应着眼于综合大学。因此,郭秉文主持的南高在学科结构上并未局限于师范的框架,而是根据智育标准、社会需要和学校的实际一直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1916年,“鉴于社会体育不振”,为“养成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增设我国高校第一个体育专修科。到1920年,把国文史地部和数学理化部合并为文理部,并新设文理专修科,形成8科8系的格局,使南高的科系设置逐渐突破了民初单一师范教育的界线,寓师范教育、基础教育、实科教育于一体,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特别是农、工、商专修科,尽管与师资培养的目标无太大联系,但它却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为高师发展为大学奠定了基础。寓师范于大学还有寓师资于大学之意,即师资培养不必局限于师范学校,而应着眼于综合大学。综合大学学科齐全,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知识,培养多种人才,再选择优秀的人才加以培训就可以培养成优良的师资,而师范教育学科类型单一不利于优良师资的培养。“作为大学之后,就无须袭用师范底名称。因为既为大学,则不必限于养成教师。各学科可以各自造就各方面的人材,有愿当教师或从事教育事业者,只去同教育科联络联络,便可得相当底准备。”[1]寓师资于大学就要选聘和培养优良的师资,这为南高发展为东大提供了师资上的便利。
　　“寓师范于大学”的发展模式与郭秉文的留学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它是从近代的日本师范教育模式向美国师范教育模式的转变,是舍北京大学德国模式而取美国大学模式的时代选择。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初始阶段,所以它为日后的中央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这些中国过去和今天的重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它在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拓展和深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形成中国自身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起了重要的开拓和推动作用[2];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专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掀起了高师改办大学的潮流。
　　(二)改革“学年制”,完善教学制度
　　民初,各高校普遍实行“学年制”,学生修完规定的课程才能毕业,南高开办时也采用了这种形式。所有的课程学生都必修,“往往有性之不近者,亦须随班,听讲兴趣既无,成效自难”,若实行选科,“学生可依兴趣发展其天赋之特长”;学生必须按规定修完学业,“敏者嫌其太迟,钝者觉其太快”,而“若以学分计算,敏钝各得其平”;实行学年制,“平均分数不及格者应留级,所有功课均须重修”,“平均分数及格者即可升级,即便有些科目不及格亦不再重习”,而选科制“只需重修不及格之科目”[3]。因此,郭秉文主持校务会议通过了陶行知提出的《改良课程案》,决定自1920年9月实行选科制,各科先让学生自选,然后再征得指导员的同意。选科制在南高开始推行,到东南大学时期己臻成熟,各科都有必修课、选修课,都有主辅系之分;一科学生可以选择其他科的课程,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选修制是美国大学学术的重要特征,受到选修制熏陶的郭秉文等人深知其长处,纷纷支持改革学年制度。尽管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但南高的选科制已经与当今的学分制有众多相似之处。采用选科制可以开出许多新颖的课程,所以深受学生的喜爱,并且选科制在推动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志趣和发展学生的才能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被其他高校广泛采用,促进了高校近代教学制度的形成。
　　郭秉文时期的南高在教学制度上的改变还有暑期学校。虽然陶行知对暑期学校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但郭秉文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况且暑期学校本是郭秉文在美国留学时就极为欣赏的教育形式,早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就认为,夏季学校有利于教员的养成,因此他主持南高后就适时将其实施。到了东大,暑假学校被写进了学校组织大纲:“本大学为推广教育起见,特设暑期学校及各地专修科。”暑期学校是南高、东大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进行教学制度改革的创举。参加暑期教育的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授课的教师有南高、东大本校的著名教授,也有从国外聘请来的有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南高开办第一届暑期学校时,因为是国内第一家,所以报名来学习者众多,规模达到了1000多人,而且社会好评如潮,这使有关人士认为暑期学校是有价值的,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南高暑期学校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众多的学校纷纷效行。在此影响下,全国有十多个省都兴办了暑期教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三)同时招收男女生,实现男女同校
　　五四运动之前,尽管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但在高等教育界,除个别私立大学外就没有同时招收男女生的高等学府,教育史上把这种男女不能同校的制度称为“女禁”。郭秉文就读的乌斯特学院是一所进行男女合校教育的高等学府,受此影响,郭秉文就任校长后,一个重要的改革举动就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郭秉文与北大校长蒋梦麟谈论女子教育时,都认为中学毕业女生升学机会较少,于是相约在北大和南高试办男女同校。1919年,南高校务会通过了女子旁听法案,并决定于1920年暑期开“女禁”,招收女生。南高和北大招收女生的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社会上极大的震动,被称为“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谩骂声也不绝于耳。不过,经过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不懈努力,南高终于如期开考。1920年2月,北大首先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以后又正式招生。而南高从百余名应考女子中录取正式生8人,旁听生50人。至此,女子不得入高等教育与同学同校的禁律被打破,此举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4]
　　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开女禁,实现男女同校,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新时代。南高更是史无前例地实行了高等学府男女生合校制,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创举。南高的男女合校同样犹如空谷足音,在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自此,开“女禁”成不可阻挡之势,男女同校学习也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被确定下来。1920年10月,国民政府在江苏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而1922 年的“壬戌学制”更是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目前,流行而且权威的说法是“北京大学在中国首开女禁”。这种说法不无偏颇之处,应该说是“北大和南高在中国首开女禁”,甚至可以说是“南高在中国首开女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