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苏区地下交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7年秋，他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到红军长征北上陕北时，共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伴随着革命的发展，党组织的恢复，苏维埃政权随之建立，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当时，全国已在231个县、191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苏维埃式政权，苏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除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湘鄂川黔苏区、鄂豫陕苏区等，红色政权覆及江西、福建、广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河南、陕西等省。为保证党政军机关文件的传递，运送书报刊物和干部来往于白区和苏区之间，苏区交通网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对各武装割据地区的领导，及时了解各地反围剿军事斗争的情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直辖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领导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其任务是打通与各根据地、各苏区的交通线，布置起严密的同全国联络的交通网。
　　1930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考证的时间）《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红军中的探访与交通，决不是技术问题，在今天更成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敌人军队的一切行动，假使红军不能事先一一知道，则在作战上特别是今天需要大规模的冲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作战上，将会蒙着很大的不利。第一次红军退出长沙，完全是吃亏在没有探访的工作。交通问题特别是苏区与敌人统治区域的来往，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必须尽可能的与尽最大速度的将它们打通，这首先便需要交通站在整个苏区与苏区附近的敌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建立起来。”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苏区党组织也加强了秘密交通工作。上自中共苏区中央局,下至乡都设立了机构或人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乡苏维埃政府设“交通一人”；县苏维埃政府设总务处（即秘书处），下设文书、印刷、会计、事务、收发、交通等股；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总务处内设文书科、事务科、会计科、收发室和交通科等，交通科配备科长1人，交通员4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总务厅，厅下设交通科，也称中央交通局，统管政府系统交通工作。各县和各县的交通科或交通股，有时也称交通局。各级交通局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件、传达信息、与来往人员接头和护送干部。
　　
　　开辟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它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人们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决定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
　　党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下，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抽调强有力的干部。
　　1930年底，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到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同年年底，由交通局副局长陈刚通过黄玠然在上海中法药房的亲戚，到汕头市建立中法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的一个重要交通站。1931年初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等三人到汕头市建立交通站。陈彭年等三人接受任务后，以上海客商身份，于1931年一二月间来到汕头，并在海平路98号租到地方，选择便于为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为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秘密中转站。
　　为了使这条秘密交通直通中央苏区，中共闽西特委和湘赣特委互相协作在大埔设立总交通站，首任站长卢伟良，配备有20余名交通员。大埔总站与青溪、多宝坑、伯公坳、铁坑、陶坑、永定等中小交通站相联。然后从永定、上杭、汀洲、古城直到瑞金，都设有交通站。各地交通站开设地下交通店，如香港的金碧酒楼，汕头的富林旅社，潮州的交通旅社，大埔的茶阳同天饭店，青溪的永丰小食店。最后形成了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经上杭、长汀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水上交通线，同时还开辟了由汕头——澄海——饶平——大埔转入闽西的陆上交通线。这样就形成了长达数千里路的红色交通线。
　　中央之所以决定开辟这条交通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条交通线以水路为主，迂回曲折，有利条件较多，特别是香港、汕头，华洋杂处，百业并存，易于我们的同志化装往来；潮汕地区发生革命较早，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而且在这个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反动派对于东江的戒备有所松懈。这些条件都为开辟这条秘密交通线提供了有利依据。
　　从此,这条秘密交通线就成了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到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这条交通线也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担负的主要任务：
　　一是传递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一切文件和宣传品，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1931年3月，中共中央向各苏区及红军发出建立交通关系和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所有苏区一定要根据中央提出的报告提纲，经常在每月初一及十五日做报告送给中央，叙述各苏区的情形。要求报告内容充实和切实遵守期限，还必须注意秘密工作的要求，报告信必须简短，应经过负责同志的修改与签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求，这条秘密交通线的文件传递任务更加繁重，为沟通中央苏区与党中央的联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对苏区来的文件非常注意，他要求凡是苏区来的信件首先要抄出来尽快送给他看。
　　二是运送物资。据不完全统计，除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300多吨外，这条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据负责走上海到武汉、沙市、宜昌和洪湖根据地一线的外交科交通员安子文回忆：“我还从洪湖根据地为中央提款。从根据地带上黄金（红军筹集送中央的）从新堤到汉口，在汉口换成法币带到上海。”1931年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20万元。
　　三是护送来往干部。从1930年到1933年1月，由上海经东江交通线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计有200多人，其中有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伍修权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中央红军顾问)等。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打通了党中央到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后，接着又打通了到湘鄂西、赣北、鄂豫皖等苏区的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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