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上）

　　人物简介：黄仕琦，1923年11月26日出生于广东开平（今为隶属江门市的一个县级市）。1943年5月在沦陷区的北大工学院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从小学二年级到中学毕业（1930-1941年），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师大附小和附中。良好的英文基础得益于中学时代的刻苦学习，也正是这段学习经历使他在1941年秋考入原燕京大学时得以免修大一英语。1952年春，经北大工学院组织推荐，外交部口试选拔通过后，他赴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从事翻译工作，在沈建图（1915-1955年）同志领导的新闻处的《参考消息》编辑组负责中文版的审定。1952年12月回国后成为新成立的高教部工业司的干部，任土建科副科长。1953年8月再次赴朝，担任停战协定生效（1953年7月27日）后成立的第10联合观察小组的中国和朝鲜一方的英语译员。1954年3月回国后先后在工业教育司、研究室、科技局、情报资料室等单位任职。1956年4-10月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相关工作，担任高教部驻西苑大旅社（西郊宾馆前身）的联络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英语专长和宽阔视野使他在促进中外教育科学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政策的研究、外国教科文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比较教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贡献。通过参加国内外的有关学术会议，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外学者。他曾担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中国情报学会、中国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
　　一、求学经历
　　小学二年级时，我从私立北方小学转学到位于北平南新华街，在北师大老校舍对面的师大附小、师大附中读书，直到1941年夏中学毕业。师大附小、附中的师资水平很高，是没有疑义的。但也必须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主持校务的领导人（主任）的素养、风格不同，不同时期的办学水平还是有差异的。新中国成立以前，师大附中的黄金时代当属林砺儒（1889-1977年）任主任时，他在1922-1930年主持校政。林主任主持制定的《北师大附中学则》的第二条列举了学校的七项宗旨：身体健康、基本知能、高尚品格、合格公民列在前四项，第五项才是预备升学，善于利用余暇和实验教学新法被列为最后两项。1922年由“北洋政府”颁行的学制，史称“壬戌学制”，其特点是小学由过去的8年缩短为6年，中学分初、高中两阶段各3年，俗称“6-3-3”学制。学生高中毕业可升入大学。旧制中学，英文译为middle school即源于此。当今的高中译为英语，宜选用英式英语upper secondary school或美式英语的（senior）high school。林主任是在师大附中推行新学制的倡导者。从全国情况看，向新学制的完全过渡用了10年之久。对我国导弹研制、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钱学森院士（1911-2009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附中的学风、校风、良师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亲笔写的一段文字中，列举了17位对他一生有深刻影响的人，除双亲和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3人外，中外各级学校教师、教授共12人，师大附小教师1人，师大附中教师7人，除林主任外，大学教师仅列举清华大学1人，上海交大2人，美国大学教授仅提冯·卡门1人。1955年10月回到北京后，他就立即访问母校师大附中。在回忆文字中，他特别指出，学生们对考试大都不搞临阵磨枪，而是凭真本事应试，能考85分就很好。对比之下，他批评了大学母校上海交大过分追求分数的做法。我还得承认，我在班上不属于最优秀者，大体上位于全体学生前1/5的末位。1935年年末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对我也有深刻的影响。1936年5月，我在师大附中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初一、初二年级热衷于革命活动，学业不免有些荒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我的大姐黄文秀（党内用名周英，1913-2003年）在北平做了一段地下工作之后，去了天津，后来又转到平西、平北根据地。二姐黄文华（党内用名黄惟，1916-2004年）在1938年春由上海经温州、西安等地去了延安。我的年龄还小，就留在沦陷区读书。1941年夏，我中学毕业时报考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三校，且均被录取。最后，我选择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在燕大仅仅上了三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美国迅速对日宣战。日本军人也迅速占领了燕大校园。次日上午，所有学生在日本军人监视下离开校园。1942年2月，我转入敌伪时期办的北京大学工学院；1943年5月，在土木系一年级第二学期参加了地下党。
　　对于短暂的燕京大学求学经历，我有相对美好的回忆。燕大遵循美国一些大学的惯例，对新生举行“迎新周”，让他们了解学校各种设施和工作。这一活动使我有机会进入大学图书馆的书库，在那里见到了为教授和研究生进行研究提供方便的书桌和小书架。1941年9月1日，为招待新生，燕大上演了孙以亮（孙道临，1921-2007年）所在的燕京剧社演出的《生死恋》。美国大学通行的学分制提倡通识教育，让学生选修一些非主修学科的课程。我选修了《当代史》。我上的是工预系，实际上是随物理系学生一起上课。按照计划，两年后要转入杭州的另一所教会学校之江大学的工学院。那时，燕大还没有工学院。大学图书馆大阅览室公开陈列一些英文刊物，学生可以随便阅览。大学基础课教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子高先生（1886-1976年），他经常进行阶梯教室百人以上学生都能看清楚的大型化学实验。为督促学生平时的学习，他经常在课堂上进行小测验。我借此机会想强调的是，由学识渊博的教授教基础课对学生大有裨益。学校的礼堂叫贝公楼，我时常到那里去看当天的路透社每日电讯，以便了解时局（特别是战局）。学生仅凭校徽即可到各系阅览室自由看书。我最常去的是新闻系阅览室，在那里，可以看到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年）等中国革命友人的著作。入学的体检比较细致，我有平足和脊柱侧弯的缺陷，被编入管玉珊（1912-2013年）老师主持的矫正班。入学后，我的英语分班考试成绩优异，可以免修大一英语，时任西语系主任的谢迪克（Harold E. Shadick）曾单独约我谈话，问我是上二年级外语课，还是选修第二外语，我选择了前者。燕大比较注意因材施教，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外，借阅大学图书馆的书时，如遇到已经借出，而自己又特别想看的，则可以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