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省日本教习人数新考

　　清朝末年中国处于虎狼环饲、危机重重的境况下，清政府为了维持自我统治，引进西方文化，开始一系列“新政”举措，其中尤以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为重。而国人在甲午战败后为了救国图存纷纷赴日留学，他们一边学习新的文化技术，一边又将新风气引入国内。清政府为防止留学生们传播西方思想动摇其统治，遂拜托日本政府代为招聘日本教习赴华教学。于是一批日本教习开始奔赴中国各地新式学堂，传授西方近代知识，四川省也不例外。关于清末时期四川省就任的日本教习的人数，笔者发现除了前人的研究外还有可增之处，故有此文。
　　据王笛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统计，清末时期在四川省就任的外国教习共有88人，其中日本教习79人。蓝勇、阙军在《近代日本对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初探》中指出，秩父固太郎被重复计算，所以日本教习应有78人，但据作者重新统计发现除去重复计算的秩父固太郎后日本教习共77人。另南里知樹据日本外务省资料所著著作《近代日中关系资料》第Ⅱ集资料附录中官方派遣到四川省的日本教习和顾问人名统计表中表示，四川省就任的日本教习有96人。因王笛的统计已包括汪向荣在《日本教习》中的统计，故汪氏的统计在此略过不述。笔者对照两表后发现王笛的统计表中有20人没有在南里的统计表中，这是因为王笛的统计是根据《四川通省外国官员商民统计表》、《四川学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等中国方面的资料进行的统计，因日本教习一开始并非请政府统一派遣，而是边疆大臣、开明官僚等委托熟人介绍延聘而来，后政府开始分派外国教习给地方官学，新学百废待兴之际僧多粥少的情况导致私学根本分配不到外国教习，故私人学堂还是采用高薪私人延聘的方式，故不在其内。并且根据南里的统计资料显示，曾是四川武备学堂教习的相田三代治，还担任过成都府中学堂兼客籍学堂的教习，因此笔者推测，当时日本教习在聘期（一般为2年）完成后极有可能赴他校继续任职。另外由于当时手书材料的不准确性，日本人姓名被记录错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祥可对照日本教习名表和傅崇矩的《成都通览》中出入四川省的日本人的记录。所以笔者大胆推测王笛统计表中的客籍学堂的相田三信治和成都府中学堂的相田三代吉其实是同一人。
　　另外，还有一些遗漏的日本教习被其他作者发现，以下所列皆为以上王笛和南里两人未列入人员。柴田岩（日）在《日本教习在重庆的事迹及活动—近代日中教育交流之初步考察》中對暂居重庆的日本教习进行了考察，除藤川勇吉、太田喜智等几位已知教习外，1908年2月日本山口县出身的部好一银开始在重庆师范学堂担任教习。吴洪成在《重庆教育史》中对在重庆的日本教习也进行了统计，如重庆东文学堂中除了竹川藤太郎外还有官井牛窪，云阳县立中高合校有位渡边太，永川达用学堂有山本策吉和羽根田辉（即成田安辉），长寿林庄学堂有澜波长雄。蓝勇、阚军在《近代日本对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初探》指出，《巴蜀》中曾记载成都女子学堂有位女教习加藤峰，《彭县教育志》中记载彭县高等小学堂有位长策龟兹曾任数学教习，另根据成都石室中学（当时称为成都府中学堂）的《石室校志》记载有多位日本教习，其中理化教习草野金松，史地教习野口信三，博物教习本土重多均未在上面2表中。另根据屈军的《传承与变迁—清末四川新式初等教育研究》中对从事四川初等教育的外国教习的整理资料显示，内江官立高等小学堂内有位日本教习岩川彦曾任日语教习。
　　除此之外，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日本教习还未为人所知。在《张澜与四川大学（上）》中曾记载四川大学校长张澜自日本留学归来后曾在故乡的南充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担任监督，他制定各项规章，增加算学、理化、外语等新课，特聘日本人中村扶斋到学堂讲授日文。另在四川大学校史馆内展览的《四川高等学堂（即现四川大学）自创办至今聘请外国教习合同一览表》中记录所示，宣统二年八月形（移）川三郎来校任教。另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记载泸州经纬学堂里除了创建简易女子师范班的冰其梅外，还有一位有田正俗。清末时期赴日留学的热潮虽时有潮起潮落，但总体人数仍居高不下，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大量进驻中国，不少人曾选择在中国开办学校，竹川藤太郎在1905年3月6日在重庆凤凰台创建东文学堂，他聘请了一批日本人和中国人作为教习，日本教习包括教头山崎知远，教习广濑寅太郎、山田义一、吉井茂春、牛窪贵、冲波纹、竹川昌信，中国人教习包括王培村、萧宝珊、王北枢、罗培根、卞小吾（竹川藤太郎和他共同创办了《重庆日报》）。
　　综合以上信息统计，清末时期曾在四川省就任的日本教习共有137人。根据就任学校类型统计可知日本教习主要集中在武备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其担任科目也主要以理化、数学、自然科学等为主，符合当时全国军事实业兴国的策略。分布地点包括如成都、重庆等繁盛的城市，也包括彭县、长寿、资州、永川等不发达地区。
　　因日本教习良莠不齐，且有品行不端者，故契约到期不续任者大有人在，且有望高薪而任意毁约者、一人兼任多校教习者等等情况，故日本教习的流动情况甚快。当然也有真正真才实学者被学校接连聘请，如重庆中学堂的藤川勇吉在辛亥革命大批日本教习回国的浪潮中仍继续教授直到任期满。据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学部进行的全国教育情况统计，四川省教员总数量为11726人，其中在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和普通学堂任教的外国教习共61人，日本教习的具体人数虽然不知，但清末时期日本教习一直占据外国教习的主力，故推测日本教习占大半，且1908年已经是在华日本教习的衰退期，故1906年左右最盛期时应更多。从总体人数来讲日本教习所占全省教习比例不高，但是大都集中在师范、实业类学堂担任教师职位，其毕业生们很大部分又当了老师，故笔者认为日本教习在近代四川教育中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1.蓝勇 阚军，《近代日本对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初探》，《中华文化论坛》，2004-3。
　　2.王笛 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
　　3.（日）柴田 岩，《日本教习在重庆的事迹及活动——近代日中教育交流之初步考察》，《一个世纪的历程——重庆开埠100周年》，重庆出版社，1992年。
　　4.南里知樹（日），《近代日中关系资料》第Ⅱ集，龍溪书舍，1976年。
　　5.《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6.吴洪成，《重庆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7.屈军，《传承与变迁—清末四川新式初等教育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8.党跃武 主编，《张澜与四川大学（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9.陈学恂 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
　　王玉（1990-），女，山东聊城，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201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