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力资本收益不足的症结分析

　　摘 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建设和经济增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加大，但人力资本收益却不高，其原因主要有分工演进不足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浪费以及粗放型生产方式使人力资本成为弱势要素。所以，应加深分工水平的横向和纵向发展，加强集约型生产建设，提高中国人力资本收益。
　　关键词：人力资本收益；分工演进；粗放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8）07－００20-04
　　
　　一、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早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就被提出：“所有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①。而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人力资源质量的改进，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资本量，从而提高资本收益率，同时他也指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这个第三要素的存在促成了经济更大幅度的增长。所以，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今后的市场化建设和经济增长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表1给出了1996-2005年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情况的数据②。
　　
　　由表1可看出，1996-2005年10年来中国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和普通高校、中学的师资力量及学生的毕业人数是逐年加大的，分别上升了220.13%、139.6%、37.69%和86.53%。由此可见，中国已经认识到了人力资本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者收益率”（贝克尔），最早分析人力资本与个人财富和收入关系的是统计学家和科学家艾尔弗雷德·洛特卡与达布林（赫尔曼·米勒对此作了修正）。他们反复证实，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有规则的联系。与资本收益的资本报酬率类似，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最终反映的是人力资本市场上报酬（或工资）的高低。换言之，人力资本的收入占一国GDP的比重可以反映一国人力资本的收益情况。通过表２可以看出，1996－2005年，中国人力资本报酬占GDP的比例从0.534波浪式地下降到0.519，下降了2.5％，平均每年下降0.27％。虽然10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报酬稳步上升，但其在GDP中的比重却总是在50%上下波动③。人力资本的经典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带来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并影响着一国的人力资本收益。但是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换来的却是10年来人力资本收益在GDP中的比例——50%左右徘徊。为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人力资本收益情况和西方国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见表3）。
　　
　　由表3的数据可知，西方主要国家的劳动力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或认为是人力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均高于50%。然而在中国，人力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影响与理论中所阐述的重大作用和高收益相去甚远。对这种问题的解释仅仅按照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来进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特殊的经济生产环境和制度。很多学者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收入的差异化（张车伟，2006；陈钊、陆铭、金煜，2006；龙海波、蒋文武，2007）和中央、地方教育财政的差异性角度（孙蕾，2006；高萍，2006；伊淑彪，2007；刘泽、侯风云，2007）来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但笔者认为地区性的收入差异和教育财政投入的差异只是该问题产生的表面现象，造成中国人力资本收益低下的症结所在是大部分地区的分工水平较低而带来的粗放型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增长产生了抑制的作用。
　　
　　二、分工演进不足：人力资本投资浪费、“错配”
　　
　　人力资本的作用如果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或者说能够进行合理的收益定价，与一个完善的市场是密不可分的。而一个市场发育完善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它的分工演进水平。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的产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张和进一步成熟；而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任何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时的分工发展情况是需要相互吻合的。同时，分工都是随着交易效率（Traction Efficiency，Yang，1986）的改进而逐渐改进。而“分工的发展是一种动态机制，在任何参数都不发生外生变化的时候，分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演进”④（Yang，1984）。
　　在新兴古典宏观经济模型中，杨小凯将人力投资理论与市场的分工水平进行了结合。他认为，分工进一步演进的潜力是有利可图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存在的条件。当完全分工演进不完善或最后达到饱和的时候，过度的人力投资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收益也不会再提高。“即使有很多的商品，这类分工的潜力也会逐渐地耗尽”（Yang，1984）。而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分工和创业需要投资，因此，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得到较高的收益回报并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杨小凯则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⑤，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能够立竿见影。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交易效率高，分工精细，为投资创造了完善的环境；而发展中国家交易效率比较低，分工水平低下，很多细化的专业分工处在萌芽阶段，盲目地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缺乏分工基础，使得相应的投资成了浪费。同时，中国目前人力资本的主要选择方向应该是按照现有的低水平的分工模式，采取“渐进式”人力投资改革，而不是采取“休克式”的人力投资策略。但是不少的人力资本投资部门却误认为中国目前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分工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打着“中国进入WTO，融入世界经济”的旗号盲目地开设金融、保险、工商管理等所谓的“热门专业”。而这一系列专业都是在高分工水平的演进基础上才能够发挥作用的。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都认为学校所学的知识过浅或不切实际，在实际工作中“学非所用”的大有人在。虽然鼓励外资引进有助于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是“外国资本的输入不能提高有剩余劳动力国家（笔者注：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实际工资”⑥（Leiws，1954）。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分工演进不完善产生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和“错配”。
　　
　　三、粗放型生产：人力资本处于弱势
　　
　　理论上的分工演进水平低下在中国现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粗放型生产模式。目前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专业分工演进没有十分完善，经济分工和专业化正在朝着逐步基础化的方向发展。而代表高分工水平的集约型生产模式的建立必须要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个是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二是对城市化的要求水平较高（洪银兴，2006）。而具备这种区域优势的地区在中国分布并不广泛。因此，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低分工状态下，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而粗放型经济和效率型经济在产品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值结构上：（1）粗放型经济产品中资源所占的比重较大，利润所占的比重较小甚至为负，效率型经济产品中资源所占的比重较小，利润所占的比重较大；（2）粗放型经济产品中自然资源所占的比重较大，人力资本所占的比重较小，效率型经济产品中自然资源所占的比重较小，人力资本所占的比重较大；（3）粗放型经济投入的劳动量较大，单位劳动的收入较低，效率型经济投入的劳动量较小，单位劳动的收入较高。因此，从人力资本的占有率、报酬、原材料和能源的耗费以及前面所说的专业化分工方面看，中国经济整体上效率的确相当低。施蒂格勒（1989）⑦在判断企业最优规模的方法时提出了一个最“直白”、最“显而易见”却又不失一般性的标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企业的规模就是最优规模。我们可以直接套用施蒂格勒的方法来判断一个经济体的效率：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经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是有效率的经济。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尚存有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非效率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建设资源利用集约型社会，从而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扭转。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配合使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同时，可以根据前者的市场供给情况对后者的收益（或工资）进行相应的调整，因为从很多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实际来看，高投入、高消耗的某些资源要素的价格虽然压不下来，但人力资本的收益（或工资）却可以压下来。这样总的要素投入价格可以压下来，从而使粗放型经济在按照竞争性的较低价格销售产品的情况下也能生存下来。这是中国人力资本成为弱势要素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在粗放型生产过程中，资源处于主导地位，为强势要素；人力资本处于非主导地位，为弱势要素。双方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人力资本收益的伸缩弹性和资源报酬的弹性相比较，前者较大。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中国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供给具有浪费和“错配”的特点，从而在人力资本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再加上部分地区经济欠发达、失业的非周期性以及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建设资源集约型社会的呼声不断加大，资源要素供给收缩从而表现为强势、人力资本要素表现为弱势的力量对比状况被进一步强化。这种差异反映了粗放型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