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创刊60年报道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与人物(1950-2010)

　　1950年5月1日,《人民教育》创刊,毛泽东主席为本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第一届编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成仿吾,副主任委员为叶圣陶、柳,委员为:丁浩川、方与严、成仿吾、吴研因、林砺儒、柳、徐特立、孙起孟、张友渔、陈选善、程今吾、叶圣陶、杨述。1951年7月3日,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联合发文,明确规定《人民教育》为中央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中央教育部应通过这一刊物,对全国教育进行政策、思想和业务上的全面指导。1966年7月因“文革”停刊,1977年10月复刊。1981年11月,教育部党组决定,《人民教育》的报道范围不再包括高等教育。1995年,《人民教育》创刊45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题词:“努力办好《人民教育》,做教师的知心朋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题词:“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交流先进教学经验,弘扬教育界优秀典型,为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作贡献。”2010年,《人民教育》创刊6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题写贺信,充分肯定《人民教育》“是一本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具有较高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优秀刊物,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7年和1999年,《人民教育》分别被新闻出版署评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1999年、2001年、2003年分获新闻出版署首届国家期刊奖(一等奖)、第二届、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2002年被新闻出版署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2009年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1999年1月起,《人民教育》(月刊)由每期48页增至每期64页。2003年1月起,《人民教育》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每期48页。2007年1月起,《人民教育》(半月刊)由每期48页增至每期64页。
　　
　　最有影响力的事件
　　
　　1. 速成识字法1952年5月号《人民教育》发表郭沫若同志《在颁给祁建华奖状典礼会上的讲话》和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祁建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的文化教员,他在教部队战士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速成识字法”。为奖励这种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1952年4月23日给祁建华颁发奖状。郭沫若指出:“这种创造,对于扫除文盲、发展工农兵群众文化教育的贡献很大,是文化教育工作上极有价值的极应重视的创造之一!”速成识字法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这种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生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学习语文课本,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已经认识的文字并求进一步的提高。该期还介绍了高碑店农民速成识字班的教学经验以及天津纺织工人速成识字法实验班的工作。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成人识字扫盲运动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2. 红领巾教学法1953年7月号,《人民教育》发表了叶苍岑的《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详细介绍了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观摩北京市女六中的《红领巾》教学后提出的意见和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依照普希金的意见再次教《红领巾》的经过与体会。同期《人民教育》还配发了《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密切关注,许多学校纷纷仿效“红领巾教学法”,把“文学分析”当成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提问、谈话法当成唯一有效的课堂教学手段。当时所形成的“红领巾教学法”,对我国的语文教学有着长时间比较大的影响,在我国20世纪后半叶的语文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
　　3.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大讨论1955年2月号《人民教育》发表《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文章指出,教育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加重学生负担的矛盾,其次是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中学生要求不同的矛盾,再次是各科知识的教学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矛盾,灌注知识和培养学生自动钻研精神、独立思考能力的矛盾。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是培养才德兼备、身心健康、手脑并用、智情并茂、意志坚强的共产主义新人。文章指出,全面发展的教育也是发展的。该文掀起我国教育理论的大讨论。1956年9月号～12月号《人民教育》针对“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再次发起“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集中在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是不是可以结合、两者相结合能否成为新的教育方针。认为因材施教只是教学方法的,就不主张把它和全面发展的方针相提并论地结合起来;认为因材施教不只是教学方法,并且要贯彻到教学内容、教学制度各个方面的,就肯定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针。
　　4. 语文分科1955年8月号《人民教育》发表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一文。文中指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既然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分科。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课本的使用。但有关语文分科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叶圣陶的观点还常常被人谈起和引用。
　　5. 批判“两个估计”1977年,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人民教育》总编辑及几位编辑参与撰写《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一文,发表在1977年第2期《人民教育》(1977年11月17日付印)上。经邓小平同志批准,该文在11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篇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日后否定“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是意识形态领域标志性的文章。
　　6. 手执金钥匙的人们 《人民教育》1978年第4～5期合刊发表了本刊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手执金钥匙的人们》,报道了北京景山学校几位小学教师马淑珍、郑俊选、方碧辉、周淑溪等。他们坚持教学改革实验,分别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数学教学现代化教学、外语教学以及作文教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为当时刚刚拨乱反正的国家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作出了贡献。此篇通讯经邓小平、方毅(时任副总理)等领导同志的圈阅、批示后,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先后转载,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部批准的全国中小学最早的一批特级教师,就是《手执金钥匙的人们》一文中所采写的其中的几位教师。
　　7.人才学的建立1979年,《应当建立一门人才学》和《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等文章在《人民教育》上发表后,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先后转载,一时间引起了人才研究热。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国庆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还专门分设了教育学、人才学分会,由《人民教育》的同志负责具体筹备工作,进而促进了中国人才研究会的成立,推动了我国人才学的创立,开拓了教育工作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