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看完了冯友兰先生的书:《中国哲学简史》，使我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让我了解了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在我为古代中国哲学家智慧的思考而惊叹不已时，它同时又给了我颇多感悟，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潜入意识中，对于孔子孟子的仁和义;墨子的兼爱;杨朱的隐忍;道家的“道无名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深邃高深，它们点燃了我对哲学的好奇，对人生的思考，对生活的反省。但在这儿我不想单论某一家，或某一学派给我的感想，我的感受很大一部分来自它们的整体，来自它们组合起来的中国哲学。

　　在这本书中提到了儒家并非宗教，孔子只是一个圣人，而非神。这使我想到了西方的中世纪，使我想到了基督教，使我想到了被神性化的耶稣。再深入思考，我发现中国宗教构成模式和西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似乎又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即中国本土文化的流逝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我试图以探本求源的方法来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思考解决之道。基于这一想法，我在这儿甘冒离题的危险将它写出来，也算是我对时局的关注。

　　中国和西方宗教的起源以及它们构成的不同

　　西方“宗教”一词(Religion)来源于拉丁文，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有不同的意思。罗马修辞学家拉克汤提乌斯在《神圣制度》中和奥古斯丁在《论灵魂的数量》中将它理解为Religare，意为“结合，合并”指神、人的结合，其动词形式是Religere，原意为:“重复读，反复读”(指重视、小心翼翼地崇拜神灵)。而中国原先是没有“宗教”一说的，古代中国“教”为教化，教育，学说之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宗”有祖先，宗族，本源，派别之意。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从一开始对宗教就有不同的理解。西方“宗教”从一开始就已有了现在宗教的一般意义，即是神与人的结合，重视、小心翼翼地崇拜神灵。而在中国，佛教传入之前(即东汉以前)，中国的各个教派，不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他们都不存在什么神与人的关系，比如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它们都是对人与社会，人自身的修养的探索。这一阶段与古希腊时期很像，但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对神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古希腊文学，艺术的源头却是神话。古希腊最早的著作均带有神话色彩，从《荷马史诗》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均成就于神话所带来的无限灵感。而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多见的，中国古代的文化深受出世和入世的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哲学，文化的主线之一。中国有神，但是并不强调神，因为描写神的书籍不多。不谈后来佛教中传入的菩萨，罗汉等神祗，我所能记得的中国的神仅是伏羲、女娲之类，比起西方名目众多的神这已算是少得可怜了。

　　曾经在学西方文化史时，听老师讲，西方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西方社会长期受基督教的统制，强调政教合一，教皇的权利甚至比国王还大。基督教深入人们的生活，思想，政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神圣不能侵犯的圣地，特别是中世纪的一千多年，基督教更是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中国的宗教除了道教外都是外来的。而中国的道教也不同于其它的宗教，它似乎淡化了所谓的绝对的皈依，它更接近于一种“修身”，强调个人的修炼能达到得道成仙的境地。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和道家在内涵上是有相同点的，道教来源于道家思想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而我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道教借用了更多其它宗教的东西，将那种哲学思想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下，它给它加了更多的内容，更容易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宣扬了鬼神，成仙等外在的东西，其实我认为这些表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理解接受，老百姓在信道教的得道成仙那一套时并不会思考，也无从思考哲学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超脱今生的方法，当道教告诉他们如何如何可以成仙，他们便会坚信不移去做。关于其起源，冯友兰先生讲得很透彻:“佛教在制度组织方面极大地启发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极大刺激，人们愤怒地注视着外来的佛教竟然胜利地侵入中国。有些人的确以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国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又从它的外来对手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以至大部分经典的形式。”②因此我在想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中国会形成道教吗?或者说中国会形成宗教吗?

　　传入中国以后，及至发展延续至今，佛教俨然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但即使如此，在古代它的地位也不过是与儒、道二家并立，甚至是从属于儒家的。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它并没有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获得独尊的地位，因为中国固有的各家的哲学思想已深入人心，融入社会和一般认知，中国人无法抛开他们古已有之的思想。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习惯于用他们自身的理论去解释佛学的经典。因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被同化的过程，它适应着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思想，不断地被中国的哲学家解释补充，发展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他的发展并没有动摇儒家在中国哲学文化的地位，它就像中国固有的“百家”一样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的佛学”和“在中国的佛学”是不同的，前者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

　　两大不同世界中宗教对哲学的影响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宗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多元和单一。中国的道教是在外来的佛教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结合了道家，阴阳家的一些观点，以及佛教的仪式。它与佛教相抗衡着，形成了中国的多元性。而西方基督教，特别是在中世纪时期，是毫无疑问的“独裁者”。它强调耶稣的神性，和上帝的权威。宗教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是无法调和的。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来源于它们共同有一个圣地——耶路撒冷，他们谁都无法忍受异教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圣地，因而在12世纪的时候相继发动了七次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意为保护圣地。③又如，在中世纪，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统一信仰，让被征服者信仰基督教。像是查理曼大帝征服日耳曼人中的萨克森人时就颁布法令迫使萨克森人改信基督教，接受洗礼。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统治下的思想统一是靠血腥和战争达成的，它为其它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中国以一向的“百家争鸣”的传统来接纳了宗教的介入。不管是什么教派，在中国总能找到其适于生长的土壤，中国的哲学家也惯于从不同的学派去“借鉴”出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哲学家的折中主义，他们试图通过融合各家的优点来找到一个真理。在此过程中他们会批判，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因而中国的思想领域总是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文明的传承并没有停滞不前，不像西方的中世界，整个被笼罩于宗教的阴影下，科学，哲学，文化的发展几乎停滞，而中国虽然董仲叔也罢免百家，但是百家从不曾“销声匿迹”，它们仍有其追随者将其发展、提高，仍时时可以听到对儒家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到后期更多的是求同存异似的学术交流，并不是一味地说什么不好，就这家的思想最好，而是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看法。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会提出来，而你又不同意，便拿出理由反驳。正是这种交流模式避免了儒家成为一个绝对的权威，避免了儒家成为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也避免了孔子的神化。孔子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圣人，也只是一个圣人，这和西方将耶稣的神化大不相同，如西方的中世纪所示，当耶稣变成一个神时，他原本的对人生的哲学，对生存的看法统统被抛弃，而将其和上帝连在一起，成为宗教的一部分，并且这种宗教是排外的，不允许存在不同的信仰，不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一旦你有了怀疑，并有“叛逆”的行为就被认为是异教，甚至还要处以死刑，这点我们可以从中世纪的“猎巫”运动对所谓“巫婆和巫师”的屠戮窥其一斑。

在西方的中世纪，科学文化基本上停滞不前，人们在解释自然现象时处处受教会的约束，教会成了“唯一”来源，教会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故而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被活活烧死，教会说神创造万物，因此第一推动力的学说横行。中世纪被称作是黑暗的时期，神的光芒吞噬了科学，文化，以及人性的美好。庆幸的是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如此大范围的漫长的中断，科学文化以稳定的速度向前发展，从而成就了如四大发明，地动仪，圆周率等一系列的重大发明以及创造。

　　得到的几点启示

　　虽然西方的思想领域被基督教统制了将近一千年，文学，艺术领域被神性笼罩了近千年，但我们看到了基督教对文艺，科学的摧残时，也同时应看到它给欧洲社会的深远的正面作用。正是它，给予了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向上的凝聚力。它是全欧洲社会的精神支柱。一旦文艺复兴的春风吹来，科学，艺术都曾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就像冰封多时的大地，在一瞬间到处春意盎然。西方人的思想在基督教这个大前提下留同存异，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相比中国，虽然从古到今，科学文化都以一定的速度稳步发展，但却缺乏了一种凝聚力，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推崇西方文化，而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弃若草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社中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其实我也发现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最近颁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重视中国的“七夕”情人节，重视中国传统美德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努力。

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团结”，这是毛主席一向强调的一点。可是放到现在，似乎中国人已忘了这一点了。常听西方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条虫，讲的就是这一点。同时我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现在的不团结的根源在哪儿?在冯友兰先生的书中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冯友兰先生联系了中国与西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及经济背景等方面的不同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他说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上农”的思想，发展出一个建全完备的国家机器，而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区繁荣的商业贸易。而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区别，使中国人局限在他的一方土地，往往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处极少地搬迁，也较少地与外界联系，从而使得信息的传播缓慢，邻与邻之间甚至还出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久而久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独立”思考的情况，这种形式便导致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普遍趋势，那就是个人的“修身”，这种思想反映在大部分中国哲学中，比如道家，阴阳家，都强调的是个人。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这种“独立”使中国人淡化了对别人的关注，就像鲁迅先生批判的中国人“淡漠的劣根性”。这样想着，中国人的不团结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如此，但历史上也不乏中国人团结的典范，它们告诉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比如在抗战中统一战线的形成直接导致了抗战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前期，百废待新，众志成诚地建立新中国。分析这些时期，都是国家动荡不安，民族危机四伏的时刻，因此我觉得要使当今中国人团结起来关键之一是，要使每个中国人心中都存在危机感而不是优越感，必须让他们了解到虽然中国现在经济稳步发展，社会保障机制慢慢健全，国家正逐步兴旺，但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仍是非常艰巨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强化他们的“民族危机感”，同时开展团结统一的工作。

　　就整个民族来说，我们或许应该借鉴一下西方，树立一个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我们不一定要拘泥于是用儒家思想，还是用法家思想，或是道家思想来引导这个社会。将这一切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有法制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一条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