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化阶段的中国大学特色:回顾与反思

　　摘要:从19世纪末的萌芽到20世纪末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大学探索形成自身特色的百年。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其特色之路充满了障碍和矛盾。中国大学一直处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之中,处在学术自主与外在控制的挣扎之中,处在借鉴模仿与追寻特色的徘徊之中,处在“致力于高深学问”与“升官发财之阶梯”的矛盾之中。现代中国大学要追求其最原始的特色,必然要从内向外进行根治,回归大学的本性,遵循大学的逻辑。
　　关键词:精英化阶段;中国大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2-0062-05
　　
　　China"s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t the Elite-oriented Stage: Review and Reflection
　　YANG Tian-ping, LIU Ai-sheng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From its ger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its comprehensive recover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s university has pursu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or over a century. However, this jouney of self-exploration has been fraught with obstacles and contradictions, includ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ve culture and alien culture, between academic autonomy and external control, between imitation and originality, and between "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eparation for career development", etc. It is imperative for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y to return to its nature and follow the logic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ursue its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lite-oriented stage; China"s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从广义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从培养少数精英逐步向培养各行各业专业人才过渡直至向社会全体公众普及的发展过程。换言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历史过程[1],不是骤然发生的。因此,回顾和反思精英阶段(按毛入学率15%来计算)中国的大学特色①,并从中吸取教训与经验,对当下大众化阶段的中国大学特色的创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把精英化阶段的中国大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清末大学教育的萌芽阶段(1862-1911);二、近代大学教育阶段(1912-1949);三、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探索阶段(1949-1978);四、高等教育调整和恢复阶段(1979-1998)。
　　
　　一、清朝末年大学教育萌芽阶段的大学特色(1862-1911)
　　
　　近代中国大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是外生后发的,是被动而非主动的。无论是各种类型的洋务学堂,还是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都是在“教育救国”的理念下兴起的。中国大学自诞生起,就强烈地受到当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无形中塑造着中国大学的性格,使大学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发展中形成特色。
　　(一)“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
　　冯桂芬是“中体西用论”的最早表述者,他在《采西学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这种“本辅”说实际上已道出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内容。1896年,孙家鼐在《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提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3]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论”作了最系统的阐释。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宗旨的影响,当时的学科设置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当时一般将学科分为两大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所谓溥通学,是指各个学生均需通习的功课;所谓专门学,是指学生要专精的一门学科。溥通学设有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等10种;此外还有并习的外国语。专门学设有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等。这种办学宗旨几乎融入到时当时兴办的每一所大学堂的精髓里面,并深深影响到后来的办学。以京师大学堂为例,从“戊戌变法”前的倡议,到“戊戌政变”后的建成,中间经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几经变更,坎坷备尝,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不管情况怎么变,管学监督怎么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始终没有变。[4] 43-44
　　(二)控制严格的管理体制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创建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已经被确认下来。“相比于其他国家所履行的高等教育管理责任,清朝政府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不是在顺应高等教育自身管理需要时的自然介入,而完全采取行政管理方式,驾驭高等教育……不是按照应该具有的研究精神的教育机构模式去培育和鼓励的,而只是把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当作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府可以抓住的一个依靠,而全然不顾它的基础和将来的发展前途。”[5]继续以京师大学堂为例,一创办就烙上了鲜明的“国家意志”。京师大学堂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两种职能:一是培养备国家任使的明体达用通才,成为各类学子得以深造的全国最高学府;二是为加强对全国各类学堂的统一管理,具有管辖全国学务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明确的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管……。”[4] 48正是出于对高等教育的驾驭,京师大学堂管理人员的任命、晋升与考核方式,学生毕业的考核与奖励方式等,都没有按照大学应有的逻辑与理性来管理。例如,孙家鼐1899年1月制定的《京师大学堂规条》多达31条,从祀孔到学生入堂后的行为准则到斋舍管理,无所不包。这些规章制度,虽表面上出于管理学生的需要,但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对学生思想的控制。
　　以上两点是清末政府高等教育最有特色之处,并一直延续下来,影响至今。对于这一阶段还处于雏形的高等教育,期望值不能太高。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垂死的清政府驾驭外生的“大学”,以期作为一个救国救民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