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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是首歌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5 06:10:31     阅读:


  古代教育史大体上可以称之为语文教育史,而古代语文教育家中,李贽则占据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地位。语文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开放性,而李贽的内在风骨也是其开放性。正因如此,现代语文教育和李贽的语文教学思想有很多暗合之处。
  
  一、师生关系:教师本位和学生本位之间的权衡
  
  “平等”是一种教育方式,它可以处理好教师本位和学生本位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语文教育中“教师本位”高温不止。语文教育给学生设定了种种既定框架和话语模式,教材和教师总千方百计地告诉学生语文中答案只是唯一的,而其他的都是错误的。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总是被教育成他人声音的传声筒,个性受到较大束缚。这导致本来生动有趣的语文学习被陌生化,学生中较多的出现了厌恶语文学习的现象。这种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源就在于老师和学生之间话语式交流的缺失,是一种不对等关系导致的恶果。
  李贽在语文教学中给学生灌输平等观念,“师即友,友即师”,主张师生平等。在他眼里,师生之间日常的关系,是平行者之间的对话,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命令和执行。对话关系撇去了生疏,带来了彼此的默契、理解和融洽。
  语文教育中平等性的有无,导致中西方语文教育的差异。在语文作业的批改中,中国老师打叉,西方老师画问号;在作文训练中,中国老师基于意识形态强加给学生某种权威的想法抑或为了应试而提供给学生一种亘古不变的套路,而西方老师则引导式的提供几种想法观点,然后放任学生的想象,绝不束缚。其结果是:学生往往给老师意想不到的惊喜。在后者教育模式下,语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就绝不是“矮个头”“屈膝盖”,个个都是铮铮铁骨,实现了语文教育的“立人”功能。
  在平等观念的导向下,随之而来的是李贽对敢于怀疑精神的倡导,他说“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反对盲从,虽从权威处汲取养分,但不迷失自己。这正如中央教科所教育理论研究室储朝晖主任所说:“我们研究陶行知不是为了陶行知,不是为了拜倒在陶行知脚下,而是要有和陶行知对话这样一种心态。”因此我们说李贽“反孔”,其实他反对的只是被人们哄抬、神化了的孔子,反对的是人们高山仰止,忘却止步的心态。
  总之,现代语文教育中师生关系应该有以下几个要素:友人,即委屈时的聆听者;亲人,即受伤时的呵护者;“情人”,即烦恼时的体贴者;长者,即适当的干预、充当迷茫时的指引者。这一切都与李贽提倡的平等性不谋而合。
  
  二、培养方向:培养人抑或培养工具
  
  语文是人的教育,还是工具教育,牵涉到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问题。李贽反对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唯一内容,强调多元博采。他极力推崇《西厢记》、《拜月亭》、《西游记》等被道学家视为离经叛道之作。李贽认为儒家宣扬的程朱理学是一种“政治教育”,它否定个人存在价值,致力于消除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探索,使社会形成一种“活命哲学”。
  我们一直都明白:语文有其独有的属性,她给人以精神归宿。如果忽视文学教育、人文教育,那就等于我们主动地抛弃了高层次的彼岸关怀,抛弃了精神支柱,个人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将是低迷的。
  目前语文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文学教育”被冷落。翻开中学语文课本,从选材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大量的说教教材充斥课本,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在外国作家的选择上,偏向于苏联作家,高尔基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在引进外国作品时,也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扭曲地去理解作家的创作心态并让学生必须的接受。笔者曾经在中学进行语文教学,有好几位学生就问笔者,为什么教材偏要选择那么多的鲁迅作品,难道中国作家就没有其他更为优秀的吗?很多学生厌恶对鲁迅作品的学习,他们感觉学习鲁迅作品时,自己会有一种被无形的力量所束缚的感觉,且无法挣脱。其实不光是学生,老师也摆脱不了,在教学和考试中鲁迅历来就是绕不过的一座大山。这里笔者并不是全然的否定这类作品存在的必要性,而是强调它应该以一种合理的方式、适当的比例而存在,毕竟让学生热爱党,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是我们语文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课题。
  说这么多,主要还是在强调要让语文教育回归到培养独立的有尊严的人,让学生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的这一教育本位上来。李贽所提倡的人文教育和写作教育都是直接指向培养人引导人的。
  
  三、培养方式:顺应人性发展规律
  
  在教育史上李贽的“童心说”不得不提。“童心说”的第一要义是真,求真又是语文教育的本质。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培养一个独立的“真人”是语文教育的孜孜追求,是建设诚信社会的需要。
  语文教育上培养“真人”,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保有心灵上的净土,无功利心,怀有童心,站在学生角度思考他们的问题,这也就是现在教育界开始提到的“童心师德说”。这其实更是一种尊重人性和教育客观规律的务实的教学态度。
  周作人曾形象地说到:“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青年时代应该是做梦的季节”。别林斯基则对人的发展进行抽象的浓缩。他说,“年轻的时候应该追求做虚幻的东西,不能过早地把人培养成太现实的人,要敢于做梦。在成熟以后,美梦破灭,在破灭中升华,这样就可以达到永恒的精神和谐。”在教育过程中,一个语文教师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怎样呵护孩子的童心和个性。
  尊重孩子的心理特征,强调教育的人性化、个性化、规律性,同时也涉及到写作和说话的态度问题。钱理群在接受摩罗采访时说道:“中学时应鼓励学习童话,让学生分清真实和虚幻的东西。我们现在是培养学生不说自己话,专说别人话。更严重的是这已形成一种机制。这样不仅带来写作的问题,而且会带来精神上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如今现代儿童心理学已经在语文教学中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教师学会了站在儿童、少年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行语文教学。尊重人类成长的阶段性特点,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正视学生的个性和童真,并加以合理引导,这些完全暗合于李贽的“童心说”,同时这也正说明了李贽“童心说”的伟大。
  
  四、李贽“义利观”对德育的影响
  
  李贽认为义和利的关系是统一的,利就是义,李贽“义利观”强调语文教育中德育的合规律性和顺应人的自然之性。他的自然之性是指人与生俱来的私心。
  在现代语文德育教学中,语文教师清一色的弘扬“义”的主旋律,漠视“利”的客观存在,他们面对学生时谈“利”色变,所以对“利”他们避而不谈,试图绕开这个他们认为棘手的问题。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自己在面对“义和利”的问题上也难以抉择,甚至相当一部分偏向“利”的一方。这样时而久之就给学生造成了虚伪的表里不一的形象,其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义利观”又从何谈起。
  这种问题的存在,主要是在于语文德育教学中没有尊重人的“自然之性”,漠视了教育的客观规律性。李贽的“义利观”对现代语文德育教学中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当前入党教材中的“义利观”从另一个侧面正说明了李贽“义利观”的科学性。该类教材中说到“如果完全地强调人民利益而绝对地不允许个人利益的存在,这也是不现实的,是不符合规律性、科学性的,但是这二者之间有主次关系。”
  虽然李贽提升“利”的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李贽教育理论上内在的东西——博爱,博爱更偏向于“义”。他主张经世致用的教育培养模式,强调知识的实践性。明末的乱世急需经纬之才的出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此时的他和龚自珍相仿。李贽“内圣外王”的主张,既强调自身的修炼,做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也强调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内圣”, 就是修身养性;“外王”,就是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此外“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在李贽看来:光明正大的品德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获得,而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即需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说明了李贽教育理论对“义”的强调。
  李贽强调“义”但不极端;尊重“利”的客观存在,但也不忽视社会上“义”的主旋律。李贽这样地正视人性,完全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观的体现。
  
  结语
  语文教育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教师本位和学生本位之间的矛盾、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以夸美纽斯为代表的欧洲传统派注重统一的基本素养要求和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派强调个性差异之间的矛盾、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关系之间的矛盾。深入地研究李贽的语文教育思想,总能给我们找到最合理的第三条道路。尤其在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在民族的教育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中思考李贽语文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开掘和利用好以李贽语文教育思想为代表的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中的精华,想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点超越,才有点创新。
  
  参考文献:
  [1]摩罗.《语文教育的迷误——访钱理群教授》.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2]李贽:《焚书·童心说》[M].长沙:岳麓书社,1990.
  [3]畅言李贽教育思想研究——李贽教育思想研讨会摘要[J].教育史研究,2010,(1).
  [4]王祖莉.李贽教育哲学思想初探[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
  [5]吕型伟.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建国后基础教育的回顾[J].教育发展研究,2004,(3).
  [6]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曹雪艳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63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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