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黑龙江新式教育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黑龙江各民族的新式教育蓬勃兴起。这不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黑龙江各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在边疆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形之下，有巩固国防、共御外侮的意义。本文探讨了黑龙江各民族新式教育兴起的原因、发展历程；剖析了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的意义及发展的不足。其中所反映出的新式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固守边疆的作用与意义，于今仍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清末新政； 各民族；新式教育
作者简介:隋丽娟（196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3-0116-05收稿日期：2002-09-26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旧式封建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废科举、兴学堂、革除旧学、引进新学的教育改革蔚然成风。在这场空前的历史巨变的影响和推动下，黑龙江地区兴起了别开生面的新式教育，它有别于清朝黑龙江地区各民族所接受的以“国语骑射”为核心内容的旗学教育，而是一种以汉语文教学为主、以普及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为宗旨的新式学校教育。只因当时危机深重，国事多艰，致使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在落实中难如人意。然而即使从今天看，不仅其筚路蓝缕之功决不可没，而且那种渗透着忧患兴邦思想的新式教育政策对后世仍有启迪深意在焉。所以需要我们为之重新定位，来填补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项新内容。
一
清末“新政”时期，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激励下，黑龙江地区以普及近代科学知识为宗旨的新式教育大有蓬勃发展之势。所以如此，倘若没有19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的近代化浪潮对我们固有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猛烈冲击，在边荒绝塞的黑省试图推行什么新式教育乃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仅从国家教育的角度看，当此强敌虎视、民族存亡未卜这一关键时刻，如果不彻底清除腐朽的科举教育的不良影响，并且代之以近代社会的新式教育，并且摸索到“救亡图存”的新式教育的应急良策，“教育救国”的口号显然是句无法落实的空话。尤其是地处国防前线的黑省，力倡“教育救国”其意义就更加突出：它不仅有助于改变黑省文化、经济长期原始、落后的局面，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必然有助于增强中国东北方的国防实力。
回顾黑省的近代史，不难看出，在清末，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的教育水平仍远远落后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清朝统一全国以后施行的某些特殊国策：
譬如，在文化上，黑龙江一直被清政府视为“龙兴之地"而加以特别的保护，力避汉文化的影响，竭力保持满人那种“淳朴"、“尚武"的原始民风，妄图以此达到维护其种族统治的目的。结果无形中切断了这里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的渠道。
在政治上，清朝统治者则竭力维护满汉分异、满俗至上的原则，只许八旗内调，不准汉人北移，人为地造成了“一国两制”的政治奇观，从而使黑省成为一处与世隔绝的政治真空地带。
在经济上，满清政府则对旗人采取异于汉人的“恩养"政策。所谓“恩养”政策，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凭借国家的财力、物力，使隶属于八旗的广大官兵及其家属成为基本脱离农业生产和其他谋生途径的一个“守斯土者以奉行操防为尽职"的特殊社会群体。这种貌似优待的国策实际上“利未见而害已（深）矣"！从此，旗人逐渐养成专恃俸饷、不事生产、游手好闲、萎靡颓废的懒惰风气。致使原有的“旗制精神殆尽"[1]（P1377)”，。
教育上，为阻止先进汉文化的影响，清政府则硬性推行满汉分途教育体制。具体内容可以简单归结为：八旗生童“习清文、骑射，日不过一二时为率"[2]”，。其目的无非是妄图通过这种落后的教育手段维持他们“以野蛮征服文明”的传统而已。对此，雍正帝道出了个中的奥妙，他说：满人所以要“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贰”的原因就在于：“得材勇卓越者数人，以备朕之用，俾保障国家，收股肱之效，较之成就一二驽劣之生员为远胜也。"[3]在这种野蛮落后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所谓的“旗学”显然远远地落后于当时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汉学”，这就必然更加拉大了黑省与内地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等到欧风东渐之后，原来“先进”的“汉学”，已然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风光不再，黑省的“旗学”就更无法与时代接轨了！更何况在世界大格局的巨变中，黑省已由昔日的“龙兴之地”的大后方陡变为若干列强窥测、瓜分的国防最前线！可见此时此刻，发展教育，迅速扭转黑省文化落后的局面，已是当务之急！
鉴于此，当时风靡于全国的诸如 “教育救国"的新思潮始如春风般吹到地处边陲的黑省。新思潮之起，始于清末的变法维新前后。其中维新志士关于“教育救国"的呐喊尤为振聋发聩，“必要有了新的人才，方能运用新的法度政治；必要有了新的教育，方能培养此项人才”[4]（P140）。这一主张不仅得到了民间的认同，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清末“新政"有关教育的决策。它迫使当时的清政府不得不将“尚实"教育作为济世之宝筏，敦促各地方政府讲求新式教育。从此，新式教育步履维艰地在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展开。1905年，政府督令各省“次第兴办”新式学校，强调新式教育为“握要之图”[4]（P109）”，它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起点。此令一出，黑省立即做出反映，地方大员即刻上奏朝廷，陈述设立新式学堂之构想。就当时黑省教育落后的情况而论，骤然实现“新”、“旧”教育体制的转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形势逼人，“旗人身为风气，囿于方隅，徒守承平弓马之旧，不谙比年中外之情；既无昔时尚武之风，更昧今日兴学之义。国书清语省识无多，西学汉文肄习犹寡”[5](P221)。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黑省的势力渗透，以及沙俄加紧修筑横贯黑龙江的中东铁路所引发的地方危机，极其强烈地震撼了地方要员和有识之士。他们无不感到当此危机四伏、国难当头之际，必须除旧布新，有所振作。兴办新式教育当然地成为地方“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
推行新式教育，在当时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一大改革，而在黑龙江，“则非学校之改革，直教育的创始也”[6]（P1104）。因为，直至鸦片战争后，黑龙江除日渐荒废的旗学外，几无所谓教育。但在“新政”时期，经过清末社会各方的不懈努力，至辛亥革命前夕，新式学校已成为黑龙江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并最终取代了落后的旗学教育。其发展可用“敷教最迟，而进化颇速，论程度则居后，论速率则超先”[6]（P1104）予以概括。
当时的黑省新式教育以初等教育发展为最快，并且成为黑省推行新式教育的起点。这主要是由黑省原有的落后教育水平决定的。因为直至鸦片战争后，黑省除日渐衰败的“旗学”以外，几无所谓其它教育。直到1879年始于呼兰设学政一职，“是为江省有学官之始”[1]（P1423）。清末“新政"，方于省城设置学务处，管理学校教育。可见黑省教育基础之薄弱。有鉴于“江省文风蔽塞，向学者寥寥”[1]（P1434）及“高等、中等各学堂一时猝难举办”[4]（P329）的事实，在兴学初期，人们着眼于“以期教育普及”[4]（P329）”，的初等教育，应该说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实事求是之举。情况大致如下：
清政府1903年所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设初等小学堂，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学。小县城必设初等小学堂二所，大县城必设六所，著名大镇必设三所”，以力求新式教育在全国的普及。为此，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于1905年颁行《为奉上谕，停止科举，创办小学堂通行各属遵照由》，要求各副都通衙门及地方长官，“均宜体察地方情形，将应办的学堂切实开办”[7]（P100）。同年，双城通判阮忠植在程德全的倡议下，为推行新学，捐养廉银1000两，邀集绅士锡廉等，在双城启心书院旧址，创办了初、高等学堂各一处，备有图书仪器，并实行分科教学。这是黑省创办最早的官办小学，以此为起点，各府县纷设小学堂。
依据1903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之规定，实施9年2级小学教育，即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两级单独设置。由于黑省教育基础薄弱，文化程度较低，学部所规定的一些必修科目难以实行。为加快小学教育的步伐，黑龙江行省公署在1908年颁布的《黑龙江两等学堂章程》中，将初等教育年限作了调整，规定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学制各为3年，并规定初等小学堂3年毕业后，再补习高等小学堂科目2年，可一律送入中学堂肄业[4]（P329）。又依据学部的规定，初等小学堂的必修科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和体操8门，图画、手工1科或2科，列为随意科目，每周授课30课时。因为黑省教育起点低，学校多系新设，师资力量奇缺，实施全部的必修科目难成现实。惟省城和呼兰、绥化两府、巴彦一州开化较早，经济较为发达，两等学堂可授学部规定的必修科。有鉴于此，执行时很多地区作了变通，如仅设初等小学堂简易科，对某些科目进行合并（修身、讲经合为一科；中国文字、历史合为一科；算术、体操、地理、格致合为一科；农、工、商业各科，共六科）。在教学中也做了相应的变通，如或专业一科，或兼习数科，视学生程度随时加减。虽然黑省由于教育基础薄弱，在推行新式教育的过程中，与当时关内省份教育相比有很大差距，即使与东北的其他两省（吉、辽）亦有距离。但就其本身的低起点来说，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是相当可观。至1908年，黑省有高等学堂3所，两等小学堂20所，初等小学堂94所。而且这期间学校的设置也开始由府县向镇乡以至屯一级发展。至辛亥革命前，黑省共计有各类小学堂272所，学生总数9332人[7]（P102）。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我们也应看到，此时，与初等小学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相比，新政时期黑省的中等教育的发展则相对滞后。这与黑省中、小学的创办均始于新政之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生源而言，由于短时期内难以将合格的高小学毕业生输送至相应的中学，中等教育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望其发展尚有待时日。为此，当局做了一些补救措施，如在中学设立了预科班，并实行文、实分科。文科以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科为主科，以修身、算术、博物、理化、图画、体操、法制及理财为通习科；实科以外国语、算术、博物、物理、化学为主科，以修身、读经讲经、国文、历史、地理、国画、手工、体操、法制及理财为通习科。分科后，表现出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的倾向，从而为达到早出、快出人才的目的做了必要的铺垫。
据统计，清末新政期间，黑省共计创办3所中学堂。有1905年创办的双城中学堂； 1906年创办的黑水中学堂，1908年与绥化高小附设的中学预科班合并，更名为全省中学堂； 1911年创办的宾州府立中学堂。截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3所中学共计有学生373人[7]（P165）。显然规模不大，显现出创业之艰难。
黑省官员在固有的条件下，还尽其所能地推广“实业教育”。这主要是针对清末黑省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特殊状况而作出的决策。如前所述，有清以来地处东北边陲的黑省一直采取封禁政策，结果使八旗子弟日益偷惰，成为一个“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寄生群体。如此一来，不仅旗人子弟生计成为问题，而且更成为制约黑省全面发展的不利因素。此外，从黑省开禁后，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他们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差，难以满足黑省“新政”需要。尤其在日俄战争后，东三省的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农务不堪收拾，产业亦不自保”[4]（P172），触目惊心，令人扼腕！凡此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兴办“实业教育”必然成为有识之士考虑的重要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黑省在“新政”时期推行“实业教育”也有其独特的机遇和条件。那就是在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黑龙江地区进行肆无忌惮侵略的同时，也为这块沉睡的土地带来了近代的文明。比如，沙俄主持铁路修建时所带来的先进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法，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跻身于列强行列这一榜样力量，无不对于发展黑省新式教育十分有利。验之历史事实，当时黑省在这些开放风气的刺激下确实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例如，商品化的程度逐渐加大。在呼兰、绥化一带，“载粮之车，日夜不绝，号买卖大宗"；“呼兰及巴彦苏苏一带地方，土地肥沃，而耕业大进。谷类、麻类等极多，皆从松花江之水利输于俄领沿海洲"[8](P87)。另外，黑龙江林木、畜产品已渐成规模；榨油、烧酒等手工产业，已遍布松花江中游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国外联系的日渐密切，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南而北普遍增长。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将成为黑省“实业教育”起步的经济基础。
另外，黑省由于地处国防最前线，所以黑省官民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更感切肤之痛，对黑省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更感焦虑，所以更能激发出他们“内外一心，上下一气，官民一力急起直追"[9]（P271）的爱国热情和时代使命感。这样，在兴办“实业教育”的过程中反较内地阻力为少。
基于此，在短期内黑省的实业学校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07年，黑省政府在省城齐齐哈尔首办初等实业学堂3所，即南路初等农业学堂、北路初等工业学堂和西路初等商业学堂。依据农工商校要“教授农业、手工和商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于简易的农业、手工和商业”之宗旨，分别在初等农业学校下分设农业、林业、蚕业三科；在初等工业学校下分设土木、纸、碱和染四科。这一举措可谓开黑省“实业教育”风气之先河。随即，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府县也相继创办了9所初等农业学校和4所工业学校，即呼兰、海伦、拜泉、青冈、瑷珲、肇州、余庆（今庆安）等初等农业学校和呼兰、绥化、巴彦、兰西初等工业学校。
1911年，黑省遵照学部的通令：“限两年内每府设中等实业学堂一所”的指示，在黑龙江南路初等农业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南路中等实业学校；在北路初等农业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北路中等工业学校。两所学校的第一期学生来自于原初等学校的毕业生和部分高小毕业的学生。农业学校设农业、林业两科，学生共计50人；工业学校设土木、染织两科，学生共计41人。
经过3年的努力，黑龙江的实业学校已初具三类两级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新政”时期的黑省新式教育已经迈出了“与时俱进”的第一步。
三
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在黑龙江各民族中推行了新式教育，使这块昔日的蛮荒之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虽然这种教育起步颇晚，且因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没能臻至善境，但其意义仍是明显的。
首先，黑省各民族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昭示了有清一代统治者在黑龙江地区长期推行的文化蒙昧政策的彻底破产，其意义不仅在于黑省各民族中有人可以读书识字，接受起码的文化知识，更在于通过新学的洗礼，为黑龙江地区各民族走出原始、封闭的落后社会状态提供了文化准备。为他们从此能够真正与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人文领域和民族心理方面走向一致注入了必要的文化营养。无可否认，这也是当时这里的时代先行者的初衷，当时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痛感黑龙江地区文化的落后，所以殷切期望此地能够“人文蔚起”，期望“以敷文教而固边圉”[7]（P1091），即期望边疆在危机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有益凝聚国魂民心，多育人才。清末开设的新学，“不论民旗蒙部”，“不宜分划畛域”“一律设学”[4]（P170）明显地打破了以往视为禁区的旗、民界限，使学校的管理体制纳入了一体同管的现代教育的轨道。这一改革不应仅看作是方便学务上的管理，其实质则在于它真正体现了现代社会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内涵，同时也意味着清代二百余年来旗、民分治文化政策的破产。虽然在边疆危机日益深化的态势下，旧制度的瓦解，新制度的孕育、产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间有反复，而且此时的新式教育远非尽善尽美，但由于它毕竟是新生事物，体现了与世界近代化潮流接轨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从开始就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致使黑龙江各民族接受新式教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其次，清末黑省各民族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是在边疆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悄然崛起的，所以它处处渗透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所谓“时局艰难，亟当广教育以造普通人才，量国程以徐图文明进步”[9]（P271）。这就为此时的黑省各民族新式教育增添了更高层次上的意义：一方面通过新式教育改变各民族经济文化原始、落后的状态；另一方面，将守土之责、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自觉地贯彻到教育实践中，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做法。这不能不说是清末黑龙江新式教育的一个亮点。
复次，黑省的新式教育内容，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育中注重伦理、轻视科学和技能的传统，将近代科学、文化精神融入教学内容中，凸现了西方教育中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传统学务中的科举以八股经义取才，造成士人普遍的空疏无学。相比之下，近代新式教育内容却富有生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或照搬西方，或由教师结合实际自编，最大程度地折射出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文化精神。其一般课程，如数学、外语、历史、地理、博物等课程的设置，相比于传统的“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的空疏、教条，前者更益于学生开阔视野，贴近社会。这一时期黑省的多数新式学堂里采用课堂讲授和分专业分课程教学，内容除保留部分“读经”课程外，增加了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智力开发。据统计，这一时期普通学堂（初小、高小和中学及师范）里，读经讲经课程只占27.1%，改变了过去专重死记、硬背的读经方式，数、理、化、外语等课程占38.2%，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占34.7%，大大改变了私塾、书院生徒知识结构单调、狭窄的状况。相对于以往传统教育中的八股诗赋、四书五经来说，真可谓是绚烂多彩，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仅课程设置科学、合理，而且课程内容也充分体现学以致用的人文精神。如，仅是初等农业学堂所涉及的农学门类就有13种之多，包括农业纲要、农学经济、土壤学、肥料学、农艺学、园艺学、昆虫学、农具学、水利、畜产、兽医、蚕桑、森林等[4]（P443）”，。这在传统的学务中是不可设想的事情。
在清末黑省这样一个封闭、荒蛮的区域里，在绝大多数人还不知地球自转公转、原子分子为何物，不明阿基米德、牛顿为何人的时代里，近代新式教育却向人们传授了许许多多西人已视为浅显、平常，今人视做粗糙、肤浅，而当时人认为新奇、绝妙的知识，新一代人正是在新式学堂里懂得了声、光、化、电；认识了天、地、生、医；意识到在儒、道、佛之外，还有契约论和进化论；在孔孟等圣贤之外还有孟德斯鸠、达尔文。这无疑对黑省社会文明的转型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清末国弱民贫、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推行新式教育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绩，所以，也不应将其取得的成绩估计得过高。
首先，在此期间，正是清王朝大厦将覆、自顾无暇之际，也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之时，加之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落后，常使国家“库储如洗”[9]（P242）”，而地处边塞的黑龙江则更因“穷荒坐困”而“无一事不待急筹，亦无一事不需巨款”[9]（P271）。可想而知，投向新式教育的物力、人力、财力肯定是杯水车薪，因此能办的实事也必然极为有限。
其次，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障碍。黑省长时期以来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一向过惯了游猎生活的少数民族学生，一时间迫其告别传统的生活氛围，突然跃入现代新式教育的行列，无疑是难以适应的。“其子弟作废聪颖之质，其父兄群甘固陋之风”，对于新式教育“置若罔闻，横生訾议”[4]（P163），尤其是以大山为伴的各少数民族免疫力较差，对定居区的病毒缺乏抵抗力，在校学生极易感染各种疾病。当时嫩江的第三鄂校，开办两年间，先后染病致死的学生达11人之多[10](P190)。加之绝大多数教师为外聘，不熟悉各民族生活方式，难以体谅学生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学生、家长视学校为畏途。因此，放假后不再返校的学生十分普遍，甚至有的家长带领学生游猎远逃也并非鲜见之事。
尽管如此，清末黑龙江各民族新式教育仍应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不可抹杀的一页，因为它毕竟是在比其它先进地区更为艰苦的条件下孳生出来的新事物，毕竟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殆时刻一种正确的历史抉择，毕竟是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为开拓落后的边疆地区所做出的最大努力，在此我们不该苛责前人，而应对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各民族教育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定位，以便作为今天我们所从事的同样事业的一例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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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松巍]
New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during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Heilongjiang"s New Styles of Education
SUI Li-juan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China 150080)
Abstract: New styles of education among each of nationalities in Heilongjiang mushroomed during last years of Qing Dynasty. This trend to a degree not only increased cultural qualities of Heilongjiang"s various nationalities but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collaborating against overseas invaders at the time of frontier crisis deteriorated day after day. The paper analyzed the booming reason and developing history of new styles of education among Heilongjiang"s various nationalities and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dis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of new styles of education among Heilongjiang"s minorities, among which some are still valuable even at present time regarding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nation"s qualities and guarding frontier brought by publicizing new styles of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during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various nationalities, new styles of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