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在中国的发生与其当代意义

　　摘 要: 中国文论的命名和使用是一个逐渐自觉的过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才被广泛使用｡中国文论学科发生于20世纪之初,随着中国文学学科的出现而获得了知识建制｡这种知识建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及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学研究法､文学概论(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学科组成了中国文论的历史内涵和当代格局｡这一格局在当代遭遇困境,因此,重新厘定中国文论的基本内涵,并以身份性为基础拓展其理论实践性,由此促进中西文论的多元发展和知识建构,就成为中国文论焕发当代意义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文论学科发生知识格局当代意义 
　　
　　“中国文论在中国的发生与当代意义”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因为,中国文论这一称呼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是后来才生根于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阶段｡这种“在中国”的话语方式透露的是一种现代性观念在另一时空的旅行｡同时,中国文论在中国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文论专属于中国,中国与中国文论具有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的唯一性表征了中国文论的文化身份｡因此,中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勃兴,有其思想文化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艺学话语中,中国文论是一个异常突出的提法,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其积极意义｡①那么,中国文论如何在中国发生,它在当代语境中究竟体现了哪些思想史的意义,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中国文论的历史命名与出场
　　
　　作为所指(内容)的中国文论出现很早,先秦即有,但作为能指(称呼)的中国文论出现却很晚,是最近一个世纪的产物｡从中国文论传统而言,文论与诗论､词论､曲论等是同级的,此处的文即文章｡而中国近代以来,广泛使用的“论古文”､“论诗”､“论艺”､“论小说”､“论文学”等已说明,②“论”是较集中明确讨论问题的一种方式,与一般依附作品评点略有不同｡因此,“文论”的源头在于“论文”,因其不断衍生而成“文论”和“中国文论”｡
　　在专著方面,据笔者掌握资料,第一部冠以“文论”的著作是许文雨编著的《文论讲疏》④,该书收入的文论是地道的中国文论,影响较大｡第一部冠以“中国文论”的著作是程兆雄的《中国文论》(香港鹅湖书屋,1964年),大陆的是彭立勋､曾祖荫的《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由此推知,在同西方文论(美学)进行比较时,中国文论就突显了｡第一部冠以“古代文论”的专著是吴调公的《古代文论今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题目中的“古”与“今”透露的是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问题,这是古代文论时间维度的突显｡第一部冠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是贾文昭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合肥市杏花印刷厂,1982年)｡第一部冠以“文学理论”的著作是李华卿编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9月)｡第一部冠以“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是刘若愚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这一称呼当来自翻译,简称亦可翻译为“中国文论”｡第一部冠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著作是张文勋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在论文方面,较早冠以“文论”的是郭绍虞的《梨洲文论》(载《燕大月刊》第4卷第3期1929年),这一文论也即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文论｡较早冠以“中国文论”的是吕孝龙的《谈谈中国文论的民族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和孙津的《转折线上——估评新时期中国文论》(《中州学刊》,1988年第1期),均比专著“中国文论”晚｡较早冠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是王运熙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载《文汇报》1962年10月20日)｡④较早冠以“文学理论”的是高名凯的《宋濂与方孝儒之文学理论(一)(二)》(载《北平晨报》1935年9月10日､13日)｡较早冠以“中国文学理论”的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道”的问题》(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较严格冠以“中国文学理论”的是蔡钟翔的《评王充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载《文学论集》第2辑1979年)｡较早冠以“古代文论”的是罗根泽的《唐代早期的古代文论》(载《学风》第5卷第8期1935年)｡由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古代文论”的称呼比“中国文学批评”的称呼晚了8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但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更符合中国文论,与陈著不同｡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可以说“中国文论”这一提法是60年代出现､80年代才开始渐有使用,在90年代广泛被学术界所接受,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论逐渐被用以指代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论,其身份性日益凸显｡9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思路是,古代文论研究者试将中国古代文论称为“中国文论”,从而表现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动向｡⑤而当代文论界讨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也说明了当代文论对中国身份的诉求｡中国文论虽然历史悠久,但其话语发生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对中国文论发生的历史轨迹加以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文论的学术视野与文化立场｡
　　
　　 二､中国文论的学科发生与轨迹
　　
　　在现代意义上,中国文论必然是一种民族文论,包括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文论遗产和当代文论实践两个方面｡这一称呼与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等,均表示一种专属于中国这一文化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知识(哲学的､学术的)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基本要素,在全球化时代,体现和表征着中国文化身份和中国文化形象｡因此,从中国着眼,中国文论的确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最近一个多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文论的确立的前提在于“中国文学”学科的确立｡“中国文学”在1903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已使用,其要求是“练习各体文字”和“考究历代文章名家流派”｡⑥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确立了文学对国民精神和文化身份塑造的重要任务｡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却混杂了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学观念,表现之一是,当时中国文学教育并没有专用文学,而是同时使用词章和文学｡在《钦定中学堂章程》(1902)中设置了“词章”一科,分四个年级｡⑦在《奏定中学堂章程》(1903)中则设置了“中国文学”科,主要讲授作文和文章两个方面｡文学观念的混杂还体现在高等教育中｡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1902)中,高等学堂的课程中,政科设词章,艺科不设词章｡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中,共分七科,文学科列第二｡从全部文学科的七个科目(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文学内涵具有中国传统特色｡⑧可以说,当时的学制制定者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炼了文学的内涵,与西方的文学观念还未产生较大的冲突｡
　　当时教育界对文学研究法的设置不仅缺乏应有的学科意识,而且由于当时弥漫的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制约,使得文学概念呈现混杂状态,对文学的专门探讨也不甚集约｡就文论而言,在《章程》的全部12个中国科目中,涉及中国文论的并非文学研究法一科,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四库集部提要三科均主要涉及中国文论的内容｡历代文章流别侧重的是文本身,《章程》还特意标识,“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篡讲授”,因而历代文章流别即为中国文学史之雏形｡古人论文要言则是侧重“论”本身,并且《章程》非常明确地提出“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 ? 集编为讲义”,可看作后世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前身｡四库集部提要则依循了中国文论的传统话语,比古人论文要言更集中于“集部”｡作为探讨中国文学特殊性的文论,(中国)文学研究法获得大学建制,体现了浓厚的国学色彩和保守主义特征,受到相当的重视,在全部中国文学门的12个中国科目中,“文学研究法”不仅是课时最多的科目(三年每星期合计8个钟点),而且被特意强调为“中国文学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