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伴随着年终的“钱学森之问”,2009年教育界的热闹似乎到达了一个极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对教育振聋发聩的质疑。是啊,无论你说教育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就是一个大问题。
2009年有多次机会到某教育强省出差,每次都能听到一些关于同一个内容的消息,我知道,一个新的潮流正在悄悄涌来,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其实也就是闲聊,聊到孩子,朋友轻描淡写地说,高二,正准备出国呢!我心想,是不是怕对付不了国内的高考?再一问,人家的小孩子都是省内“四星”学校实验班的,还是“自己考进去的”,毫无疑问属于精英之列。我很担心地问:“不怕孩子过早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与自己生分?”“总比在国内大学浪费四年要好啊!”几乎如出一辙的回答,愤愤中还有一种终于熬出头了的感觉,“在国内上了那么多年中小学,你不觉得窒息吗?”我知道,他说的是应试之压。
作为社会的个体,当他无法改变环境时,就选择环境,这几乎是本能。
可是,18岁到22岁,是一个人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的发展自觉觉醒的年龄。这个年段精英的教育流失,对一个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样流失下去,中国还有自产杰出人才的希望么?
更让人不好想的是,这些选择,都是我们教育界最为优秀的教师、校长所做出的。
一
虽然“钱学森之问”是2009年底才集中透露出来的,但早有人把其中的一块板子打在了文理分科上。
2008年底,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提出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的建议,认为文理分科是我们获不了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热点话题再度被挑起,再加上2009年年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的论争延续了大半年之久。
其实,这种仅仅基于课程学习是否应文理分科的争论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文理分科纵有种种不是,但它并不是症结所在。只要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同样也是文理分科教育,可从1949年起,就屡有斩获诺奖者。对比一下课程体系与考试方式,日本的高中虽然也文理分科,可是高考有很大的不同,分两步进行,第一次是资格考试,类似我们的高中会考,涉及的是高中必修课程;通过之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一般由大学根据各校的专业特点和要求单独出题,考试范围主要是中学选修课程①。
由此可见,要出尖端人才,最为重要的不在于文理分不分科,而在于我们的评价选拔机制实际给了学生多大发展个性与兴趣的可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学生的差异?
眼下,我国的高中新课程尽管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从基本结构和方向来看,的确给学生留下了很大的选择空间,遗憾的是,课程体系并不是指挥棒。作为指挥棒的高考方案各省(区、市)相继出台,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袭了文理分科模式。课程改革者期待的学生课程选择的多样化实际上仍然趋于二元化。
人才选拔标准和选拔方式自然决定了基础教育的活动形态。只有招生方式和标准的多样化,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发展个性化。
其实,中国的高校招生与考试制度30年来一直在改革,可为什么仍难以有重大突破?
前不久,北大正式出台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办法,并公布了全国39所中学名单,目的是,“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使那些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学科特长更加突出的优秀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北大接受教育。”②
改革的初衷很好。中国太需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体制了。不客气地说,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力不足、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的贫乏以及各种课程教学改革的失败,与考试体制、招生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选拔机制不能给真正的人才、偏才、怪才以脱颖而出的机会,最终的人才体系只能趋于平庸。在这个机制下的基础教育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虽然之前高校早有自主招生的试点,但不是如此一对一的形式,也不是以中学校长名誉与人格担保推荐的方式。
不过,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改革显得很有保留。虽为“自主招生”,但还是要参加高考的,不过是给了30分优惠。30分,能让类似钱钟书这样的怪才、偏才跨越这个门槛吗?有经验的老师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分数差距至少是100多分。保守的原因不言自明——因为这同时也是一项很有社会风险的改革,是迈向“雷区”的一步。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幅度的政策松动,已引来无数质疑与反对之声。
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试想,区区一个校长的“名誉与人格”,能抵挡得住社会的权力滥用,能弥补得了中国诚信制度的缺失吗?
果然,改革的结果“很平稳”:河南省实验中学推荐的三名学生,成绩稳居年级前三名;南开中学校长感慨:不以分数确定名单,“非不能也,是不敢也!从内心来讲,我也想推荐那些成绩差一点的,但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其考试分数未必能达到北大的录取标准。这样的学生北大敢录吗?就算录取了,其他学生和家长没有意见吗?”重庆巴蜀中学校长傅唯泉很无奈地总结道:“啷个搁得平就啷个搁!”③
改革的皮球又被踢了回来。
这种现象,深刻地揭示了教育改革的尴尬处境。
近些年来,在社会舆论里面,教育似乎已经积重难返。其实教育一直就没停止过改革的脚步,为什么独独在最核心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上收效甚微?因为教育自身的改革已走到了临界点。今天的教育改革,已经无法逃避那些最敏感的制度,那些最尖锐的话题。当人们坚信只有刚性评价才能够抵挡住腐败的时候,这个评价下面的所有作为其实已没有多少生命力了;当人们拒绝尝试任何一种新的社会选拔制度的时候,高考与招生制度改革就不仅仅是教育改革了。因为越是到改革的深处,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属性就越加凸显出来。如果没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如果不能变换社会改革的思路,教育内部的改革不过是笼子里的挣扎,徒背应试的骂名而难以有实质性的改观。
好在,中央的决策已然体现出了对教育改革的谋略之举。例如对免费义务教育承诺的兑现,就是在经济基础方面为教育均衡发展扫清了障碍。没有这个前提,教育均衡始终不可能提到质量的议事日程上来。可是,谁来为教育评价与人才选拔这个更关键的教育改革扫除制度、体制方面的障碍呢?
二
在社会实现重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学校教育所背负的还不只是这些。
作为一种良心的事业,学校教育的责任感,让其背负起越来越重的负荷,学生生理的,心理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当下的,未来的。总而言之,关于一个人活着的宽度和长度,都要担当起来,而且日益成为一种当然的期望。
2009年6月,我去南京一所中学采访。校长跟我整整谈了三天,就讲他所经历过的那些学生的故事。他一辈子都在和那些所谓的“三流”学校的学生打交道。这些故事,这样的学生,在通常的媒体上是不大可能见到的。
有个学生,毕业好几年了,还不忘回到学校,不过不是来怀旧感恩的,而是来砸窗户、砸课桌椅的。
还有个学生,每天把一个高音炮绑在摩托车上,一路放着摇滚乐上下学,方圆几公里都听得见,吵得附近居民不得安宁,却没人敢管,号称“魔头”。
现在,这样的学生、这样的现象再也不会在他的学校出现了。其中一个代价是,校长早上6点半到学校,班主任7点到校,晚上六七点才离开。
我很感叹校长和老师们为这些孩子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心血。可是听着听着,我就有了疑问。
这些孩子,多半来自外来打工者或曰农民工家庭,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家庭教育几乎是缺失的。要知道,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启蒙的结果。一个人有没有人性,是否善良,是否懂得爱,是否有同情心,是否懂得尊重,甚至包括思维方式,是从幼年时代起就开始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