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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型伟:一位“老教育工作者”七十年的教育反思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5 06:07:53     阅读:


  [主持人语]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参与了对旧教育的接管、整顿、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创、探索。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一些重大改革反映出的教育理念中都有他的思想。离休后,他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他亲历了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参与了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吕型伟从事教育工作70个春秋,但仍然不敢说掌握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教育家,只承认是教育工作者,当然还要加上个“老”字,老教育工作者。
  88岁高龄的吕型伟,虽然早在18年前就已离休,但他仍然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的阵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的何去何从。本文是他在,“百年中国教育论坛”上的演讲稿,原文标题是《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建国后基础教育的回顾》,分4个部分,为方便读者阅读,本刊摘编成3个部分,并分别加了小标题。
  
  为什么要反思
  
  亲历中国教育百年的人大概没有了,但从1936年教育救国到现在的科教兴国,我经历了67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说是不断地在进行改革。我是过来人,经历了全过程,而且处于改革的前沿,参与实践,有时还参与决策、制定文件。与我一起参与接管、实践的同志多数已经过世,少数还在世的同志也已年老体衰,而我还健康地活着,还在东奔西走,还在搞改革的实验,还在学习探索,而且有实验的基地,所以有人说我是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最近我在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教育的追求一直是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发展,从向工农开门到实施义务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问题比较清楚。另一个问题是改革,不停地改革、实验,究竟为的是什么?是在追求什么?究竟想建立起怎样一种基础教育?有点什么教训?我想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毕竟个人的水平与能力有限,但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关注,一起来探讨一下,使我们的教育改革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据说我国现在的基础教育,各种有“牌号”的教育模式已有658种,不少学校的大门前公开挂牌,称什么什么“基地”、什么什么“中心”,至于什么什么“示范”的就更多了。一所学校大门前可能会挂一二十块这样的牌子,但试问其实质性的内涵到底有多少?有的可能纯属炒作,属于我很不赞成的浮躁、浮夸、浮华的“三浮”现象;含金量并不高。不过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就是大家都想探索追求理想的基础教育的理念与模式,其积极性还是值得鼓励的。
  所以,回过头来问一下自己,建国以来基础教育不停地改革,究竟是为什么?在追求什么?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思考、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回顾历史,单凭个人回顾不行,要尽可能收集资料。据我所知,现已出版了3本建国后教育史:一本是国家重点课题,东昌(何东昌,编者注)主编的《中小学教育史》;一本是由我承担的上海市课题:《上海普教史》;一本是《张承先回忆录》,虽属个人回忆性质,但由于他的地位、经历,可信度与可读性也很大。
  前两本是官史。一般说修官史都不可能在本朝,因为观察当朝的事,不可能客观,更何况修史的是领导人,自己领导的工作由自己修史,难免主观。我当时就有这样一种难处,始终跳不出来,不可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更不可能站在后人的立场上,更主要是尚未经历史的检验,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史料容易找,印象鲜活。
  今天我讲话,就有这个问题,不客观,可能把成绩夸大而把错误掩盖过去了,而如果要了解一件件事实的经过,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中央发了什么文件等等,大家可去看那3本书。
  考虑下来,我想讲讲建国后的教育思想的变化,认识是怎么发生演变过来,是什么思想在指导我们当时的工作,从教育理论上属于哪些方面,当然也是个人之见。
  
  对近代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回顾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我今天的谈话以上海为例,再联系全国。解放初期,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接管时的上海教育流派众多,模式纷呈。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教育思想纷纷进入,主要是两个背景:其一,废科举、兴学堂,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甲午战败,痛定思痛,追究战败原因,其中之一归结到教育,逐步形成教育救国思潮,于是1902年朝廷下旨废科举、兴学堂,1903年颁布新学制,引进了日本的教育,进而了解日本教育也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于是开始直接向欧洲引进西方传统派教育,制订了学制、课程教材以及教育、教学模式。到20世纪20年代,一批留美学生回国,带来了美国的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思想,于是出现了两大流派并存、并行发展的态势。其二,西方直接传人,主要是教会的渠道。全国主要大城市建有一大批不同教派的教会学校。尤其在上海,还有租界的存在,英国、法国、日本由租界当局办了一批官办学校,引进了各自国家的教育理念与模式。教会学校也有不同流派。所以,在解放前,上海的教育思想理论、模式是品牌纷呈,各式各样,并不统一。
  我于1946年大学毕业到了上海,在一所完全由地下党办的中学工作。课程、教材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实际上是在进行党的教育。所以,上海一解放,学生几乎全部走革命道路,成为新中国的干部,这是一种干部教育的模式,引导青年走向进步。
  但是不管何种模式,从教育理念上说,并没有超脱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斐斯泰洛齐、福禄贝尔、桑代克、乌申斯基等为代表的欧洲传统派。这类学校强调统一,强调切实打好全面的基础,严格考评,严格管理,课程教材是统一的;另一类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派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个性发展,被称为教育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所以,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以及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维多利诺的快乐教育等也一度大为流行。我自己就实践过,我们现在流行的所谓研究性学习、弹性管理、愉快教育似乎尚未达到这种水平。
  当时的公立学校基本上采用传统派的办学模式,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五彩纷呈,而上海公立中学仅26所,私立、教会学校却有200所,各有特色,任凭家长选择。
  从1949年解放后到“文革”前,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的不断强化,教育始终在一统思想支配下。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模式单一,但震荡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的主要任务是把旧学校统统接管下来,先公立后私立与教会学校,对教会学校叫收回教育主权,对私立学校则是私改公。
  当时的观点是教育不应有私立的,私者“资”也,怎么能允许资本主义呢?当然也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那是侵犯主权,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使民办教育举步维艰。
  所以,建国后改革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所有学校都改为公立,国家办,政府办,叫接管。而发展到今天又鼓励私立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这件事前后花了3年,我参与了全过程,接管仅仅是改革的开始,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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