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创新
【摘要】张之洞在“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的近代教育观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和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提出以自强为目标的人才观，创办新式学堂、改革教学理念、倡导留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度、厘定新学制等，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而且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型，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张之洞；人才观；教育改革；近代化
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张之洞不仅是洋务运动后期领军人物，而且是中国近代新型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他从出任湖北学政开始。在其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中，把兴学育才作为强国安邦的重大举措，以及在废科举和建立新式近代教育体系方面的贡献，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居一席。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活动，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以“自强”为目标的近代人才观
19世纪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面对国力日衰的局势，张之洞苦苦思寻何以图强。他将中国和世界强国进行比较后，认为中国的积弱不振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他说：“西国之强，强于学校”[2]；“国事之强弱在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于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之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备……”。他以日本成功的实例来阐明教育与自强、人才与强国的关系，并告诫人们：一个国家要想立足于世界是离不开教育与人才的。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泱泱大清帝国竟惨败于一向所轻视的东瀛小邦，张之洞深受耻辱。痛定思痛，张之洞冷静分析原因：“日本小国耳！何兴暴也？伊藤、山县……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习政治工商，或学习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一方……”[2]他主张中国人应以日本的自强为楷模，树立“自强新政，报仇雪耻的发奋之心”[4]。他强调把兴学育才放在自强求富的首位，图强必须培养新式人才，将教育、人才、自强三者的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基于此种认识，张之洞不畏时艰，多方奔走，呼吁中国应以发展教育为立国、治国的根本，只有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中国才能强盛。
2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大胆改革与创新
张之洞对教育的改革，可以用弃旧图新、与时俱进来形容，他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革新教学内容、倡导留学、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厘定新学制等方面入手，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1改造旧书院，创办新学堂张之洞踏上仕途的第一步便是出任湖北学政，开始涉足中国教育事业，他办学的方向多是书院，目的在于“作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各国家任使”，与旧式书院不同，他更重视培养能使国家自强的军事人才、技术人才、科技人才，教学内容中也增添一些西文、西艺的新学。他针对旧式书院普遍存在的流弊，果断地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本着“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教程，一洗贴括词章之习，惟以选其才济时为用”的改造方针。二是创办新式学堂。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湖北自强学堂，研学军事武备的广州水陆师学堂，学习工程技术的湖北工艺学堂，农务学堂，还有培养师资力量的湖北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张之洞本着学以致用、求才治国的理念，他创办的新式学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2.1.1革新教学内容他既强调以封建道统为本，更注重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门类。例如湖北储才学堂开设有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交涉之学含律例、赋税、舆图译书，农政之学含种植、畜牧、水利、农具，工艺之学含化学、机器、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含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等内容。
2.1.2理论联系实际张之洞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经世，归于有用，”[2]“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6]”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倡导“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样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和机会。他把“实习”课程列为应开设的课程之一，规定师范学堂应附设小学堂，以便师生“实事授业”。这些言行说明张之洞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书本知识，而且还应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1.3合理配备师资用华人讲“中学”，而聘请外国教员传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查农政修明以美为最，上年即经电致外洋，选募美国农学教习工人来鄂”[8]……工艺学堂，选募东洋工学教习工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9]他的湖北农务学堂聘请了美国农学教习，江南陆师学堂聘请了德国教习熟人。
2.2变革科举制，推动近代教育改革延续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到了近代已是弊端丛生，严重地阻碍了新式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张之洞亲自参加科举考试及两任学政，因此他对科举制度的流弊和烦琐的程序有较深的感触。科举制度不仅不能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还拘束了读书人的智慧，使他们脱离实际，因而中国缺乏经世致用的人才。要达到以人才而图强的目标，就必须打碎科举制度的枷锁。为废科举制度，张之洞费尽心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对科举制度的内容的改革，即改变只重儒学，增加实用科目。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张之洞指出：八股文“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小楷则有艺而无文，其损志气，耗日力，废学问较之八股诗赋殆有甚焉”[2]。建议以后的科举考试内容应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被清政府采纳。其次，递减科举中额。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奏，向清廷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2]。光绪二十九年，又与张百熙等建议“清政府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2]最后，要求废除科举制。光绪三十年，张之洞奏请清政府立停科举，“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9]，明确指出科举制是兴学堂的阻碍，实质上就是获得近代所需人才的大碍。在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颁布诏书，明令废除科举制。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扫除了一大障碍。从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新式人才的增长速度是科举时代难以比拟的。而张之洞在科举废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3倡导留学教育张之洞始终把“自强求富”看作是挽救清王朝危亡的根本方法，而向西方学习是实现中国自强求富的手段之一。张之洞认为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为中国培养出“讲求实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的人才至关重要。他对留学教育有独特见解，主张应不惜重费，向外派遣留学生。在学生派出国别上，他选择了日本，并指出赴日留学的四大优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他的极力促成下，1898年清政府同意选派两湖聪颖子弟150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工、商诸学，揭开了两湖大批派遣留日学生的序幕。当然，张之洞积极倡导的留学教育，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留学之风，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科技、军事、外交等知识人才，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知识并志在推翻封建政府的新型知识分子。当然，作为清王朝的官僚，张之洞要求留学生“不忘君，不忘亲，不忘圣”，“勿听邪说，遵从约束教诲”[8]；对“枉发议论”的学生进行制裁，并说“如有不遵，即行退学”[8]，暴露了其“忠君卫道”的阶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