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语文教育创新的历史

　　摘要：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教育现象。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演进，跟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跟我国历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变化、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革新密切相关。
　　关键词：生活教育；古文教育；教育思想；创新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演进，跟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跟我国历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变化、教学内容革新密切相关。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教育现象。
　　我国的古代语文教育，实质上是在大语文教育的背景下进行的。
　　
　　一、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经历了一次由生活教育到古文教育创新的历史过程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人们经历史洪荒时代、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开始向文明时代迈进。我国远古时代的教育，就起源于社会成员适应社会生活和群体生产劳动的需要。
　　文字的产生和学校的出现，使比较完整的言文教育成为可能。从此，比较完整的言文教育就以最粗放的形态得以实现。
　　学校的建立使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逐渐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分开，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以“五经”，“四书”为教材，或以历代名家名篇为范本，有时候读专本，有时读选文，学的都是书面的“文”；二是文、史、哲不分，甚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不分，是一种广义的语文教育。我们称此期的语文教育为古文教育期。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始兴并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文化下移，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学派林立，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则为我国语文教育提供了永久的教学内容和教材。
　　秦汉时期，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并且出现了以治经为主要内容，重师法，重考据的汉代学风，促进了汉语言文化的发展；而重视教师的讲解，使读经解经也成为一门学问，甚至使语文教育成为经学的附庸。
　　宋朝时期，促进语文教育创新的因素有四个重大事件：一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二是文学艺术的发展，宋词、元曲和唐诗一样为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注入了活水。三是宋元时期的教育，特别是宋代三个宰相（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的三次兴学，还有宋代的官学、私学和书院的发展，对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是宋元间各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创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保守派尊经崇儒，服膺程、朱理学，而革新派则力主经世致用，在反思此前古文教育及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二、一方面科举制度愈来愈僵化，教育内容愈来愈空疏；另一方面私学、义学愈来愈昌盛，搜书、藏编书之风愈来愈风行。三、西学东渐，给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四、明清小说对文学教育的影响。
　　
　　二、古代语文教育思想的创新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具有重政治和重伦理两大特征，形成了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文化特质。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以社会为本位的儒家教育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而以道家为主要代表的非主流教育思想，则倡导以个人为本位，它打破了主流思想一统天下的僵化局面，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既表现在经世致用与成材上，也体现在语文教育教学本体与思维上。
　　（一）培养完人的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跟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塑造、培养人的目标上充满着古典人文精神。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所培养的人能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基于这样的培养目标，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目的不重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而在于学习儒家经典及其思想，语文教育处于附庸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由重视读写基础的训练到重视读书教化作用的创新
　　无论是言文教育期还是古文教育期，人们充分认识到文字读、写的基础训练的重要性。在识字和写字上，作为读写训练的基础和前提，历代都非常重视识字和写字教学。郭沫若在《殷契粹编·教释·序》中认为：“此与今世儿童习字之法无殊，足征三千年前之教育状况。”由此可见，远古时代就有了专门从事文字教育和阅读教育的教师，也有了专门用于文字和阅读教学的教材。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学课本，使用时都是首先从识字教育开始的，然后再进行写字训练，在经过识字与写字训练后，接着便是阅读和写作训练。《学记》“呻其占华”（诵读·简册），可见，读，多读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一条基本经验，因而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然，多读、熟读，也要伴随着多方面的思考。所以，朱熹在总结读书经验时说，要“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阅读与写作密切相关。欧阳修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说的是作文要多观察、多练习、多修改。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写作教学的规律性。
　　古文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化民成俗”、“建国君民”。儒家学者认为，“读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古文教育的诗书教化作用，主要是通过“四书”、“五经”等的教学来进行的。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也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汉代孔子”董仲舒把一个国家的治乱兴废归之于礼乐诗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很重视诗书教化的作用，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
　　（三）学思并重，以学为主的教学思想
　　我国古代的教育家特别重视学习和思考。认为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学有所成，思有所果。孔子提倡“学而知之”，主张学无“常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熹认为读书要做到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要反复读，背熟成诵，这样才能有深的体会，并反复玩味，方能深刻理解。
　　（四）因材施教，启发思维的教育思想
　　“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这是后人对孔子教育学生的中肯评价。《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便是一例。应该说，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思想是丰富的，如教学相长，循序渐进，博学与精进，君子不器等，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思想对人的成材、语文能力的形成、思维培养、教育方法给后世以深刻的启迪。
　　
　　三、古代语文教材的创新
　　
　　原始状态的言语教育，是语文教学的胚胎，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便是生活及生产劳动的内容。文字产生后，首先是与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最密切相关的字作为教材供人书写和认读。至商，文字已发展到基本成熟的阶段。《商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证明商代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典籍。文学是教育的工具，典籍则是教育的材料，这也是语文教育早期“教材”。
　　自设立学校始，正式的语文教材便出现，而且还出现了教育专著。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教育专著《学记》，正是当时教育发达的象征，而诗歌总集《诗经》，骚体诗歌《楚辞》，历史散文如《国语》《左传》《战国策》，诸子散文如《论语》《老子》《墨子》《孟子》《荀子》等，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教材。
　　秦汉时期的识字教材，现存的有《急就篇》。“五经”等书则是汉代主要的阅读教材。魏晋南北朝，在教材上又有所创新，“五经”等书继续作为阅读教材，还加上了《老子》《庄子》辞赋文章和史书。《昭明文选》是这时期重要的文选读本。出现《开蒙要训》《千字文》。隋唐五代时期的出现教材有陆德明《经典释文》《量疏》《老子疏》，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正义》、颜师古的《急就篇注》、《汉书注》等。
　　宋代产生的《三字经》、《百家姓》长期作为童蒙识字教材使用。专讲修身教育的《童蒙训》（又名《吕氏童蒙训》）《童蒙须知》、《教子斋规》。
　　明清时期，“三、百、千”等仍然是幼学的重要教材，还新编了如《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新教材。为了满足继续提高语文能力的需要，还编选了不少阅读教材，如《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浅易的诗歌读本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类，还编纂了不少字书和类书，如《四库全书》、《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
　　这些教材既反映教育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反映各个时期思想情况以及对教育规律的摸索，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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