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所体现的现代大学精神启示录

　　摘 要：我国特有的“书院”是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大学，因其体制之特别，所体现出的重学术、重怀疑、重教师、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自由精神和德育精神对现代大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书院独特的治学精神，不仅表现在其注重学术研究和教师质量，更表现在提倡大胆怀疑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而自由精神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相互讲学，建立“讲会”制度；教学实行“门户开放”，使书院不断贫民化；书院不仅强调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同时也努力创造融洽的师生关系；当然书院的自由精神还体现在其管理上所具有的自主权。此外，德育在书院教育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书院在大力提倡道德教育、爱国教育的同时，更注重进行积极的道德实践。
　　关键词：现代大学精神；书院；治学精神；自由精神；德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8）04－0098－05
　　
　　我国早在公元前15－16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右学”，其后又有冠名为“学宫”、“太学”、“国子学”、“书院”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大学。而因书院体制之特别，其所体现出的重学术、重怀疑、重教师、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自由精神和德育精神对现代大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治学精神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书院，首先是一个教育和教学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机构。将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书院不仅注重学术研究和教师的质量，而且通过提倡大胆怀疑和兼容并包，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治学精神。
　　
　　（一）重学术研究
　　
　　从书院产生的背景来看，书院是应士子的求学需要而出现的。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由盛转衰，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征伐，战争不断，严重地危害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成官学日趋衰落、士子失学的状况。为此，一些笃学之士便在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藏书授书，聚徒讲学。正如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於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这就表明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有着浓厚的学术意味。
　　同时，书院具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也为其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从来没有被朝廷的官方文件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之中，即书院没有被官方视为“储才以应科目”的机构。更重要的是，书院还有官学、私学都不具备的相对自由的办学空间，使得书院师生不仅可以自由讲学，而且能够潜心创新学术，取得了程朱新儒学、明代王湛心学和乾嘉汉学、清代实学等重大创新成果。
　　书院的“讲会”制度是其宽松的学术环境的集中体现。通过讲会，书院不仅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氛围，提高了教学水平，同时也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学生参加讲会活动，在开阔眼界的同时，增强了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二）重怀疑精神
　　
　　读书不惟书，读书须会生疑，是中国书院教育的特征之一。怀疑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书院教学特别强调学生要有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学习并非是被动地接受，学生要有致思的自觉性。书院鼓励学生敢于怀疑，敢于批判，不惟权威，激励学生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引导殊途同归，以臻至善。这种自我调控式学习，有利于学生生成理性判断能力和培养创造性思维。
　　书院的怀疑精神是不惟书，不惟圣贤，惟是是从的精神。龙门书院首先提出了“读书先会疑，学者须于无疑处寻找疑处”。书院倡导的“精思善疑”、“求之于心”就是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独立思考是个性充分自由发展的前提与核心。
　　然而，怀疑不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盲目的排斥，它是在“博学之，审问之”的基础上而生疑。“疑”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主观臆造的；“疑”是博学、审问的结果。有了“疑”，并不是仅仅存疑而已，而是要“慎思之，明辨之”。“慎思”、“明辨”是去疑、求是的过程。获得真理后，要知行统一“笃行之”。
　　
　　（三）重兼容并包
　　
　　中国古代书院的一大特色就是具有“敢于争鸣”的精神，注重学术的兼容并包。南宋学术之盛，在于许多学派互相争论。各学派在争论中，一般都坚守所学，并通过一再辩难把本学派的学旨发挥得更加深入。如鹅湖之会的争论，陈亮与朱熹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争论，陆家弟兄与朱熹的无极太极的争论，都是很有名的争鸣。其后，如明代湛若水与王守仁关于格物致知、心的概念的争论，清代方东树与汉学家的争论等，尽管争论的双方所持的理由各有长短，而且都是为了尽力维护自己的理由而攻破对方的理由，但通过争论，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受到揭露，对发展学术还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在揭发问题上，争论的贡献更大。陆九渊揭发支离破碎搞烦琐传注之病，陈亮揭道德性命之学尽废天下之学的弊害，罗钦顺揭心学专讲内心修养，妄图“私造化为己物”的谬误，都是十分深刻的。
　　朱熹与白鹿洞规的故事体现了典型的兼容并包精神。南宋淳熙年间，有两位分属于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先发明本性”、“心即理也”，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学派；朱熹主张“道问学”和“即物而穷其理”，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学派，两人长期争执不下。淳熙二年（1175年），信州（江西上饶）鹅湖书院召开哲学辩论会，开书院争鸣之先河。会上，朱、陆二人发生公开的争辩。“朱讥陆为禅学，陆讥朱为支离”。事隔六年，陆九渊率弟子六人，从金陵到南康，做“访问学者”。朱熹把陆九渊的到来视为盛事，以礼相待，亲自请陆九渊为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在这次讲学中，畅谈《论语》，阐述孔子的义利观，结合讲述朱熹确定的白鹿洞规的意义。他的讲述透彻精辟，充满感情，听者肃敬恭听，“以至有泪下者”。朱熹很称赞陆九渊这次讲学，要陆把讲义留下来，刻石树立在白鹿洞书院，作为对他所订洞规的最好阐释，借以促使生徒学习遵循（周銮书：《庐山史话》）。这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中文人相亲不相鄙的一个范例，也是中国书院兼容并包的一个生动体现。
　　
　　（四）重教师质量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