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的解构与建构

　　摘要：在比尔·雷丁斯看来，尽管大学理念纷繁芜杂，但从根本上说，只有三类大学理念：康德的理性大学、洪堡的文化大学、当代的一流大学。这三类大学理念都指向某一外在的目的，导致大学要么被理性规定，要么成为民族文化的生产地，要么为数字和绩效所累，导致大学什么都是，但唯独不是它自身，大学不可避免处在废墟中。基于此，雷丁斯认为后现代大学理念是思想，即大学是一思想共同体。思想自由一直都是大学所追求的，但只有在后现代，大学才能真正地追求思想。
　　关键词：大学理念；理性；文化；一流；思想
　　
　　自纽曼提出理智培育的大学理念以来，许多思想家相继提出不同的大学理念。如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提出科学研究的大学理念，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1911-2002）提出社会服务的大学理念，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提出精神交流的大学理念，艾伦·布鲁姆（Allan David Bloom，1930-1992）提出文化陶冶的大学理念。在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1966-1998）看来，尽管大学理念流派纷呈，但无外乎三种：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理性大学理念、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的文化大学理念、当前的一流大学理念。作为一个后现代教育家，比尔·雷丁斯解构了这三种大学理念，并建构了后现代的大学理念。{1}
　　
　　一、康德理性大学的内涵及其解构
　　
　　1. 理性是什么？理性是思想自身原则的能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它建立根据和说明根据。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直觉和判断，是依据思想自身具有这样一个原则的能力。没有这样一个原则的能力，人是不可能去直观去判断的。康德强调要以理性来审视上帝的权威和宗教的虚妄, 故而倡导一切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予以审判。通过理性审判的，就是真理，不能通过理性审判的，就是谬误，即使它是权威。尽管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往往匍匐在上帝或其它权威的脚下，以至于不会思考。在此，大学就应以理性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承担起启蒙的责任，使人成为主体，而非他人的附庸。
　　2. 理性为什么是大学的理念？在康德看来，理性建立了大学的存在根据，同时也说明了大学存在的根据。从建立根据看，大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人的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古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之所以是世界上的第一所大学{2}，而且在此之后涌现出大批的学园，在于古希腊人发展了追根究底的理论理性。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源于中世纪人实践理性的召唤。为了防止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干预教学活动，他们仿照当时的行会组建了大学。可见，大学天生就拥有理性的基因，是理性发展的产物。从说明根据看，古希腊大学更多是培养人的美德，从而服务城邦。城邦“必定是一个具有共同精神本质的社会，其机构的活动必定是一种教育活动，是教其成员得享那种本质”[1]。简而言之，只有每个人拥有了城邦的美德，城邦才能繁荣昌盛。美德是古希腊大学教育的核心。中世纪大学更多是培养人的虔诚，从而服务上帝。在中世纪，“没有任何人再比教师更重要和更有影响了”，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引导人们到耶稣那里，并了解他的天国和人所具备的标准才能”[2]。在康德看来，现代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启蒙，即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主人翁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凭借理性过着自我筹划自我决断的生活，而不是按照他人的目标生活。当大学承担起这个任务的时候，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得到保证。古希腊大学要服务城邦，这是理论理性规定的。中世纪大学服务上帝，这是实践理性规定的。现代大学要服务人，这是创造理性规定的。{3}
　　3. 理性大学如何运作？从国家与大学的关系看，彼此应该相互尊重。对于国家来说，不应该干预大学，并保护学术自由。对于大学来说，大学不应该置于国家事务之外，应为国家培养公务员。国家与大学之所以是平等的，在于两者都是理性的创造物。那就是说，国家和大学都是人这一主体的理性的创造物，即客体，因此都服从理性的规定。从院系与院系的关系看，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都应该受哲学院领导，因为哲学就其本身而言就是理性。[3]这三个学院只有接受哲学院的领导，才不会迷信外在的权威，如神学院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法学院不再迷信民法的权威，医学院不再迷信有经验的医生的权威。这三个学院不再迷信外在权威后，才能借助于理性的自我批判，专心致志的从事高深知识的探索。这会给院系带来活力，并且还使得大学与技术学校（诸如行会）和专业学院（诸如皇家协会）等区分开来。[4]从“人”与“人自身”看，“人”是人性，“人自身”是当下的人，他完全受欲望支配，和一个动物没什么区别，因此，“人”要与“人自身”相区分。当“人”与“人自身”相区分的时候，人才能与动物相区分，人首先不是动物，而是人。如果人首先是动物，则丧失了人的高贵性。人要成为人在于教育，通过“长者的帮助，把自己理性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引生出来”[5]。因此，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主体，而不是一个工匠和技术人才。
　　4. 理性大学的解构。雷丁斯是从如下几个方面解构理性大学的：（1）从国家与大学的关系看。既然国家和大学都是主体，同时又受理性规定，这就意味着大学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大学作为客体，它没有任何自由性可言，由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完全不可能。大学作为主体，它是自由的，可以凭借理性完全游离于国家之外，没必要和国家的行为保持一致。如果大学真的要和国家的行为保持一致，大学丧失了主体性。（２）从院系与院系之间的关系看。既然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受哲学院领导，那么大学的知识是事物本身所是。哲学院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有责任代表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那么大学的知识是事物应该所是。不管是“是”的知识还是“应该”的知识，它们都不是真正达到自由的知识。这是因为“是”的知识限制于事物的规律，而“应该”的知识限制于事物的规则。由此，大学还受到规律和规则的支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雷丁斯进一步解构哲学院处于领导地位的观念：国家是专家治理的，这些专家到底由谁培养？从专家具有的技能看，应该由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培养。从专家具有的素养看，应该由哲学院培养。可见，哲学院与其他学院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３）从“人”与“人自身”的关系看。人不完全是理性的，人还有非理性的一面。强调理性而排斥非理性，培养出来的人只是“半人”而不是“完人”。
　　
　　二、洪堡的文化大学内涵及其解构
　　
　　1.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民族文学，这个观念来自于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兴于18世纪后半期，盛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以歌德、海涅、格林兄弟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它起源于新教统治下的北德意志，与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的共同之处是：两者都崇尚古代文化，颂扬人的价值与伟大，提倡个人解放，讴歌心灵自由，反对封建桎梏，重视理性知识，贬抑盲目信仰；所不同在于：新人文主义是对古希腊而不是对古罗马文化的依恋。[6]但新人文主义并不是回归希腊文化，而是借助希腊文化演绎民族文学，其中格林兄弟是其中的佼佼者。新人文主义深深地影响了洪堡，“洪堡抓住了其时代的思想脉搏，把新时代的一切力量都融合于他的思想之中”[7]。洪堡的大学理念打上了新人文主义的烙印，这表现在他的完人教育理念上。“完人”有六条特征：“1）充分的自由性；2）适度的规律性；3）生动想象力；4）高超的思辨能力；5）独特的个性；6）完整的民族性。”[8]洪堡认为，只有六条标准都达到，而且保持和谐统一，才真正算得上完美无缺的人性。在洪堡看来，大学就要使人成为人，还要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