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陶愚川

　　几天来，总是想起陶愚川教授。
　　陶愚川的大半生孤独、寂寞，像幽灵一样悄悄活在角落里。然而，他是红火过的，记得是1985年前后，先是从山东的《大众日报》开始，然后是全国，出现过不少关于陶愚川的报道。于是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而且似乎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那些报道的标题大都带有“丹心报国”之类的字样。可是，无论记者们怎样妙笔生花，也无论媒体怎样追踪，陶愚川依然是默默无语，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报纸上看不到他说的话。据说，有人把那些报纸送到他家里去，他也依然是一脸的木然，表情并无什么变化。
　　根据一般的看法，陶愚川是个性情有点奇怪的人。我想起这个既奇又怪的老人，就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字。然而，写下上面的一段之后，才猛然意识到，这篇文章也许很难写成，因为我与他既非师生，也非朋友，没有与他交谈过，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写这篇文章？是否继续写下去，我实在有点犹豫。也许应该先了解一些情况、寻找一些资料再来动笔吧？
　　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已经找不到真正了解陶愚川的人。他孤身一人，没有妻子儿女，真正是身后萧条。本来，在他去世之后，还有一个哥哥健在。大名鼎鼎的陶百川，抗战时期在重庆做《中央日报》社社长的陶百川，在台湾做过“总统文化教育国策顾问”的陶百川，著有《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比较监察制度》、《监察制度新发展》、《台湾要更好》、《台湾怎样能更好》、《人权呼应》等一系列著作的陶百川，就是他的哥哥。但是，陶百川在台北，而且于2002年去世了。他这位哥哥真可谓高寿，生于1901年，死于2002年，享年102岁。可惜的是，即使他活着，对他的弟弟也所知甚少。因为他们分手已经半个多世纪，分手之后即被海峡所阻，从此再无来往。陶愚川拒绝与人交际，更不会对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这样说也许有点武断，但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谁是陶愚川的朋友，也没有发现谁对陶愚川有所了解。没有人回忆过与他的交往，也没有人透露过从他嘴里说出的只言片语。所有关于他的事几乎都是传说，所有关于他的文章都来自这些传说，而没有来自他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想起陶愚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谜：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里，陶愚川没有对人说过话吗？
　　当然说过。那是在路上遇到他，向他问好，他点头说：“好，好。”可是，除了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对人说过什么吗？看来没有。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嘴一直闭着。
　　最先对陶愚川感兴趣，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议论。议论的主要内容不外几个方面：
　　一是他精通英语、日语等几种外语，却常年不说话。除了在课堂上，一般听不到他说话。
　　二是别看他看上去灰头土脸，其实是个“情种”，年轻时在美国留学，与一位英国女子相爱，有情人未成眷属，以致终身不娶。
　　三是他的工资级别很高，是当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中工资最高的，他却每月只领几十元的生活费，其他统统不要。
　　除此之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在街上买一只烧鸡，在路边蹲下来就吃，剩下的不用包装，就直接装进衣袋里。再比如，他常常到西关街道上去玩，在巷子里，胡同口，蹲着，或弯着腰，与那些只有三五岁的孩子说话，看他们玩玻璃球，一呆就是大半天……
　　听着这样的议论，当时心中就想，这样一个怪人，是应该认识一下的。很快，在校园里的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有人指给我：那就是陶愚川。他中等个头，身材略显瘦小，年纪似乎并不老，腰也不算弯，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灰。头发是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是灰色的，一身旧衣服肯定不是蓝色或黑色，也是灰色的，整个人都灰暗无光。他行动迟缓，面无表情，踽踽独行，眼睛似乎看着地下，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后来，当他坐在轮椅里让人推着在校园里转的时候，我曾看到他仰头望着蓝天。但在刚刚认识他的几年中，每次看到他，几乎都是同一个样子，目光向下，似乎永远不会被周围的什么东西所吸引。
　　刚毕业的一段时间，我和几位同时留校的同学一起在教工食堂就餐，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陶先生。他不在食堂的餐厅就餐，而是把饭菜拿回寓所去吃。他来了，仍然是一身灰色的旧衣服，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左手抓一只破旧的茶缸。茶缸的搪瓷已经有几处碰掉，露出斑驳的黑色。他静静地排队，有时候会等上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排在他前面的人忽然回头发现了他，就往旁边一闪，让他先买。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认识他，或者虽然认识也无交往，自然犯不上对他礼让。可是，当偶尔有人礼让的时候，陶先生必定是一脸的惊恐，决不接受这份礼让。
　　他拿饭的方式也很特别。我们在餐厅用餐，一般至少用两只碗：一只盛菜，一只盛饭或馒头。买饭回家吃的先生们至少要带两样工具，常见的方式是用菜盆盛菜，用袋子装馒头。陶先生却只用一只茶缸。八十年代初的食堂里没有很贵的菜，一般的猪肉炒白菜之类都是两角钱，一份“把子肉”四角钱。陶先生常买的是两角钱的菜。他把菜装进茶缸，然后再买馒头，也装进那只茶缸。无论茶缸里是炒菜还是炖菜，汤少还是汤多，馒头都是一样装进去。然后抓起茶缸，慢慢地转身往回走。对于茶缸，我们一般是“端”，而陶先生不是“端”，而是“抓”，也就是五个手指头努力分开来，从茶缸的上面抓住茶缸的口，而手掌正好把口盖住。我想，这大概是先生多年积累的特别经验，肯定是有用的。
　　我跟陶愚川先生在一个大院里生活了二十年，——从1978年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到1998年陶先生去世。在这二十年中，我先后跟他打过几次招呼，却一直未能交谈。记忆极深的是第一次。那时我刚刚毕业留校，因为在《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看到了他与胡适的通信，好奇于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于是打定主意再遇到他时上前打招呼，然后找机会去拜访他。为了这一愿望，我在开饭时早早到食堂去等。那是一个中午，在我等了很长时间之后，陶先生终于来了。我急忙迎上去，在距离两米的地方站住，恭敬地喊了一声“陶先生”。他也站住了，似乎有点吃惊，却只是抬起眼皮，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垂下眼皮就从我身边过去了。留下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我想：他也许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不敢断定我是在喊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似乎应该继续追着他跟他说话。但我知道，那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因为我已经知道陶先生的风格，如果你有学术上的问题，前去请教，他是乐于帮忙而且诲人不倦的，但如果你没有问题，只是好奇，或者想套近乎，他就会拒你于千里之外。有人从广州到山东，专程前去拜访他。他开门见山，问人家有什么问题。人家慕名而来，并没有准备什么问题。而陶先生似乎有铁的原则，如果没有学术上问题可谈，那么恕不奉陪。陶先生是研究教育史的，我研究的是文学，在他研究的领域内，我自然提不出问题。而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却又不能贸然提出来。因为他与胡适的通信，他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在当时都还极为敏感，如果没有深交，是不宜贸然相问的。这一次的失败，也许正因为我自己“心中有鬼”，而且目的也实在“不可告人”。
　　后来，我曾多次为是否争取走近他而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状况，不知道跟他谈起那些往事会在他的内心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年复一年，看着他越来越老，直至坐在轮椅里有气无力。我一次次想去拜访他，又一次次打消了念头。直到1998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才意识到，又一个写满秘密的内心再也无法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