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五次转型

　　[摘要]自春秋战国私学兴起，中国出现开放性高等教育至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共经历了五次变化。总的趋势是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尚显不足的今日，从史鉴的功用出发进行分期研究，无疑意义重大。
　　[关键词]高等教育　教育发展史　变化格局
　　
　　在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史大的脉动，以历史思考补益今日事业，一直是高教史研究的着力点。本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五次转型。概言之：一是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养士盛行的开放性高等教育滥觞；二是汉代太学的设立奠定了较长周期的儒学独尊文教格局；三是隋唐之后科举调节下的官学与书院二元并行的教育与选官模式形成；四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传统高等教育向近现代大学转型；五是1999年之后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状态，这将带来有别于20世纪百年大学的新格局。
　　
　　　春秋战国揭开开放性高等教育大幕
　　
　　中国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据文献可知是五帝时的“成均”，不过那正如典籍中所谈的“三坟五典”，不可作论史之据。西周天子设有五学，分主各种科目，而辟雍居中，是周天子“承师问道”之处。据此，不少学者谈及中国传统大学时从辟雍说起，也就是从西周官学谈起。
　　无论持西周封建说还是战国封建说，春秋战国都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铁器牛耕的推广促进生产力空前发展，旧的经济体系被打破，上层建筑因之发生巨大变化。随着“王室衰微，诸侯坐大”，西周王室学术开始下移至公室、渐次至民间，出现了孔子所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状况，带来了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和养士盛行的教育格局。为什么要将这样的新格局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第一大变局呢?
　　其一，“学术下移”带来了开放性教育。民间出现“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篇》)的现象，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仅孔子就有“三千弟子”之说；齐国稷下学宫规模宏大，学派众多，成为一个兼具官私性质的学术中心；“九流十家”大师的产生与私学和养士成为互相促进的元素，造就了与封闭的小规模的西周官学截然不同的文化教育格局。
　　其二，春秋战国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为后世留下许多模式、理论和经验。比如孔子创立了不少影响至今的教育理论；西周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样文体兼备的教学内容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借鉴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国稷下学宫，以官办形式容纳各流派以私学进出，营造了宽松的学术氛围，值得后世学校借鉴。
　　其三，诸子百家的形成有赖于当时的开放性教育风气和用士养士制度。先秦的教育形态必然为中华文化形成前期造就出学科众多、流派不一的根基性文化思想成就。回首当年，古老文化是诸子整理，新的思想也由他们提出，我们引为自豪的先秦文化，如果离开了这一次高等教育的大变局，其成就无从谈起。
　　
　　汉代太学奠定儒学独尊文教格局
　　
　　汉初休养生息，国势日盛，至文景之时已有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文教复兴的条件因之具备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并加诸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大变化出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12年后元朔五年为博士置弟子50人，这标志着汉武帝开始建立以太学为核心的基于儒家思想的教育体系。这种服从于政治一统的文教范例为以后历代王朝所用，并从诸多方面显示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
　　其一，以盛世为背景创立的更为系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建立起来了。太学因政府的支持而成为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太学生人数逐步增加，至东汉质帝时已达3万多人，这样的规模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亦属罕见。中国古代的教育大都与选官相关，故而汉代以儒术取士，官学教育不能满足教育需求，私学也因之大为发展，这也是此后各代官学私学并进模式的示范。汉代重考试，“设科射策”形式因功利的原因颇具吸引力，这样的制度对后世科举制度等重要考试制度也有示范作用。
　　其二，汉武帝尊崇儒术并设立以太学为主的教育系统，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这一形式成为中国政治中影响久远的统一思想意识的工具，是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语)的核心要素。以太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系统无疑成了长达2000余年儒学独尊文教格局的序曲。
　　
　　隋唐后的官学书院二元并进教育模式
　　
　　汉代的太学在隋唐以后或可对应国子监，曾经的私学系统也在宋初为书院所定型，考试制度在隋唐走到科举制阶段，三者成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颇有创意的组合。隋炀帝大业三年创立进士科，为士人开辟了考试进身之路；唐承隋制，充实发展了科举制；宋元明清沿用科举，至清廷于1905年废科举，这一制度存在1300年。在科举制日益表现出其精良工具性的同时，唐代官学和宋代书院便有了发展的激情。唐代中央官学有“六学”、“二馆”，但最重要的仍是兼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和大学双重性质的国子监。书院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机构，出现在唐末，兴起在宋代。南宋时书院鼎盛，明代书院因统治集团矛盾而多次遭禁毁，清代书院逐渐官学化。尽管如此，古代书院性质为私学，层次为高等教育的主流色彩是成立的。
　　科举制、官学和书院这一组合系统的功效巨大。就科举制而言，一是科举以考试取士，较汉代察举制以德行取士科学，较魏晋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进步；二是科举作为学校教育的“动力机”和“验收器”，对传统高等教育的运行起了很大的调控作用，当然科举考试的退化也最终导致其终结。就国子监为主的官学而言，其在漫长周期内的教育和管理功能是传统高等教育的支撑。从学问角度看，儒学在宋明的最高成就——宋明理学也有书院的重大功劳。春秋以来的民办高等教育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至今都有借鉴的价值。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百年高等教育
　　
　　由传统高等教育向近现代大学转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大变局，其标志性事件应是京师大学堂建立、《癸卯学制》颁布和科举制度废除这三件世纪之交的事情。此前有思想先驱和实践先驱的努力，此后有一系列理论建树和实践完善，这才有了20世纪中国百年近现代大学的格局。
　　容闳致力于中国近代化教育，但当时的时代背景没有给他实现创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机会，组织出洋留学的工作也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就。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也在近代学校制度上发表了许多观点，但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近代分科大学产生，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天津中西学堂，随后又在上海创立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近现代化有了开端。
　　促使高等教育演化的是政治层面的戊戌改良运动和时局的压力。百日维新留下的成果是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1903年颁行《癸卯学制》，书院多改造成普通学堂，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1905年清政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