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家的竺可桢

　　数学家苏步青说过：“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在笔者看来，竺可桢当然无法跟蔡元培这座中国教育史上的高峰相比，但是，要谈中国教育史则是无法回避他的。
　　像竺可桢这样搞自然科学研究的搞教育搞得这么出色，在我的视野之内，无人能及。很多教育家都是搞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我想，这可能主要是教育的性质决定了搞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的比搞自然科学的更有优势，但这并不代表后者搞教育就比前者逊色，竺可桢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竺可桢，浙江绍兴人。1910年赴美留学，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武昌、南京等地高校执教，并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地学系。
　　1936年，浙江大学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郭被迫辞职后，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出掌浙大。蒋认可后，委托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但竺不能决，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商量，蔡不赞同。奈何翁文灏和陈布雷反复劝说，最后竺答应了蒋的邀请，但他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叫他来管理学校，这与给他的研究判死刑有何异哉?所以，他原本想只干半年，可没想到这小车一推就是13年。
　　甫一上任，竺可桢就表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所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在学校管理上，竺可桢采用了教授治校，这和蔡元培、傅斯年等走的是同一条路子。同时，竺可桢将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态度和精神融入到他的教育思想中去，“求是”成为他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时时要求师生不管做学问还是做人，都要做到这一点。
　　他针对当时大学出现的众多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于今天听来，仍感振聋发聩。如重视就业，忽视了学业。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改进大学的管理，还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他引用美国著名学者罗威尔的话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竺可桢强调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让大家有饭吃。“大家有饭吃”与“有饭大家吃”不一样，前者是生产教育制度，后者是分赃制度。如果大学生只重视就业而忽视学业，就很可能堕落为分赃中的一员。不知道今天那些只知以市场需要来决定专业设置的决策者们听了竺先生的这一番话有何感想。
　　竺可桢当浙大校长的13年间，抗战、内战相继发生。在战火连天、五易校址的情况下，竺可桢奇迹般地将这所他接手时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大学办成了拥有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五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之剑桥”。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西南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
　　1949年4月，因浙大陷入内战和学潮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了这所浸透了他的心血的学校。
　　（高良荐自2007年2月23日《杂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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