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帮结派的 清除“圈子文化”拉帮结派问题讲课稿.doc
清除“圈子文化”拉帮结派问题讲课稿 本篇所述“圈子文化”，是指以权力为核心构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自建党以来，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叫法，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权力小圈子、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等。
十八大以来的大量案例表明，领导干部腐败大多是“圈子腐败”。这个圈子的圆心，就是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半径是权力延伸的触角，圆周就是傍靠领导干部权力牟取私利的人。击破“圈子腐败”，需先解析“圈子文化”。
A篇：中国历代发展史就是拉帮结派斗争史 历史上“圈子文化”源远流长，非常复杂，历代封建王朝都未能挣脱朋党圈子的束缚。
最大的帮派头子——吕不韦。这位2200多年前的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虽官至秦国丞相，仍拉帮结派，其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呼风唤雨，专断朝政。
最早识破拉帮结派——韩非子。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最早系统论述拉帮结派的朋党，并视为大罪：“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见《孤愤》）他还指出鲁国就是朋党败国的典型：“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见《饰邪》） 最严重的帮派斗争——皇帝也无奈！唐朝晚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面对两党争斗40年的乱局，唐文宗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无奈慨叹，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警思。
最影响发展的帮派斗争——北宋新旧党争。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引发了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五十余年，对北宋政治产生颇大影响。由于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规模最大的帮派斗争——明末东林党争。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太监魏忠贤独揽大权，他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如熊廷弼、袁崇焕等。明思宗处斩袁崇焕后，东林党逐渐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层次最高后果最惨重的帮派斗争——清末的帝后党争。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慈禧、李鸿章一伙后党，牢牢压住光绪、翁同龢一帮帝党，不顾国家民族安危，认敌为友，一意求和，目的在于保存帮派实力地位和个人的最高统治权，明显地表现出争权夺利的特征。由于帮派斗争，无法全力御敌，中国饱受列强蹂躏。
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并未能消灭派系，反而不断树立新的山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夺取后，各大帮派乘机发展。袁死后，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实际已将中国分成了几大块。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为代表的直系军阀统治着黄河、长江中下流域及直隶；
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等盘踞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
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奉天、黑龙江、吉林。
及至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内部既有左派、右派，又有军统、中统，矛盾重重，南京政府内派系尤为复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新政学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诸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部队名为一家实则各自为阵，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是典型的不顾国破家亡只顾肥私的利益集团。蒋介石到台湾后也承认败在党内派系斗争：“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B篇：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坚决反对搞宗派“小圈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仅用28年就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使四亿人民翻身解放。尽管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一样，但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打破“小圈子”对党的团结和发展的不良影响。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和小集团专制从未休止 毛泽东早就察觉“拉帮结派”的危害。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这第一种自由主义表现，就是拉帮结派的表现。毛泽东还指出了其危害性。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建国初期，为揭发、批判以高岗、饶漱石为首的反党分裂集团，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1955年解放军授衔，有来自各个部队的“山头”争议，毛泽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重申了我党我军五湖四海的政策原则。
林彪、“四人帮”出现后，毛泽东立刻警觉到：林彪拉帮结派的目的是建立林家王朝，而“四人帮”是为了当“吕后”王朝。其实质就是搞小集团专制。1974年1月，发现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时，毛泽东怒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为“四人帮”！ 无论是高岗、饶漱石，还是林彪和四人帮，拉帮结派都伴随着严重的腐化堕落问题，共同的特点是，开始是拉帮结派，之后是贪污腐败，最后想改朝换代。可见拉帮结派发展到一定程度，危害就会升级，量变引起质变。
邓小平：用一生经历证明小圈子是错误源头 建国之初，邓小平就认识到小圈子的危害性。1950年6月6日，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讲话中指出，“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 邓小平认为，与小圈子的斗争是经常性的。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文革末期，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党内、军内的拉帮结派严重地危及到了国家的发展。他严厉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大概有这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作《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时重提整顿党内宗派主义，“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邓小平特别指出山头主义在军队的存在和危害性：“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了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容忍的。现在，军队里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指出：“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
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回顾一生中经历的宗派主义危害，1989年5月，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邓小平有生之年时刻提醒党中央不能搞小圈子。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江泽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说：“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 胡耀邦：严防在小圈子里选用人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有步骤地实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合作与新老交替。此前，胡耀邦表示：“共产党是讲是非的，是对人民负责的。不要以人划线，要以党性划线，以党的原则划线。谁是谁的人啊？都是党的人！”在一次会议上，一个同志提出要把原来团中央的一名干部调到党中央来工作，胡耀邦没有同意。会后，胡耀邦严肃地对提议的人说：中央已经有你和另外一位同志了，不能再提团中央的干部来这边工作了，那样影响不好。
江泽民：强调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是党纪基本要求 1995年12月17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在新的环境下，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以及‘宗派主义’，部队的统一与团结胜过一切。” 1999年1月15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体会议上，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等四个方面提出要求：“不论什么人，不管其职位高低，都不允许搞独断专行，或者拒绝组织的调遣和监督，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 胡锦涛：任人唯亲宗派主义甚于贪污腐败 1997年4月27日，胡锦涛在谈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率问题时指出，有的人“为了保官位，谋升迁，或实现其他个人目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搞小圈子，排斥异己，对上跑官要官，对下封官许愿。”“有的为了自己或小团体利益，对党的决议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文过饰非。”“大力提倡识大体，顾大局，维护团结，搞五湖四海，反对弄权渎职，投机钻营，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2009年9月15日，胡锦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特别提出要“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就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圈子、拉帮结派；
要搞好团结，不要搞以人划线；
要正大光明，不要背后搞小动作。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消极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选用人才上的“任人唯亲”和宗派主义。
习近平：严明党纪自上而下向小圈子利益集团开刀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强调，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表示，“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
C篇：哪些变异的小圈子对我们影响大？ 人民网曾做过一项调查，在8200多名调查对象中，85.04%的受访者认为身边的领导干部有自己的“小圈子”，而且相当普遍。75.70%的受访者认为“小圈子”里的“小兄弟”，是“心术不正、趋炎附势的人”；
87.16%的受访者相信，结交“小兄弟”是因为“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大大小小的“圈子”要么出于利益的诱惑，要么出于权力的牵绊，以核心人物为圆心，以其权力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为半径结成了一个集团。常见的圈子主要在这样一些人群中存在：
——同僚之间。在同一个班子为官，或在同一地区任职，结成圈子，相互既有照顾，也彼此“睁一眼闭一眼”。
——上下级之间。上级圈下级，既为得利也为办事方便，下级圈上级，多为求得照顾，升官发财。
——官商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形成的圈子有多种，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走到哪里为官，都有一群商人跟着；
有的官员对老乡商人关爱有加，名为老乡相聚，实为官商勾结。近年来，更多的官员与商人在EMBA圈（以及后EMBA、总裁班等）相聚，有的大学EMBA学员半数是官员。
——同学战友同乡之间。这样的人群最广，也是最容易走近官员的理由。
——亲友之间。官员大多有一个自己最信得过的亲友圈子，有老婆、子女、情妇、弟兄、秘书、司机等，官员不方便出面的事由他们出面，不方便说的话由他们说，不好直接收的钱也由他们代办，所以一旦出事，很多官员都推说不知道。
这些形形式式、纵横交错的小圈子，充斥着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让某些官员获得巨大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严重地伤害了党和政府，损害了领导干部形象，侵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十八大以来，一些已经发展成巨无霸的典型利益帮派随着“老虎”们的落马纷纷被揭开面纱：
——秘书帮：曾经都是周永康的秘书，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等官员先后在四川等地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等。
——石油帮：周永康在主管石油业时提拔的一批石油系统官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曾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冉新权、王永春、李华林和王道富等都曾在石油系统内担任高管职务，王永春和李华林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冉新权与王道富都曾在长庆油田工作多年。
不同的圈子之间也存在“交集”，如郭永祥曾在石油系统内一步步走到副局级干部岗位，又担任过周永康的秘书。
——山西帮：因籍贯结成利益集团。十八大后，包括令计划和4名山西省委常委在内的数十名主政山西的官员与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官员，把产煤大省山西变成了一座中饱私囊的富矿，在这个被称为“山西帮”的大圈子中，还有名为“西山会”的层次更高隐秘性更强的“小圈子”。
——太子帮：也叫“太子党”。这是在官员圈子成熟的基础上，他们的后代自然繁衍形成的圈子，也是圈子交集的一种。如周永康之子周滨、郭永祥长子郭连星、蒋洁敏之子蒋峰等人，在利用父辈影响力受贿的同时，还利用父辈关系网，相互勾结、互为同谋，这也是近年来腐败大案的新现象。
D篇：层层剥“圈”看内核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圈子”。“圈子”对普通人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不具社会危害性。但对于官场来说，“圈子文化”就不那么简单了。商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在某个行业做成生意，必先进入一个圈子，圈子通到哪里生意就会做到哪里。而官员们深知，要想将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变现，必须拓展人脉，稳固根基，与外界形成某种默契或合作，形成“1+12”的效应，使自己赚取更多“剩余价值”。
——寻求政治庇护。一是往上爬需要庇护，很多人信奉“朝中无人莫做官”，平时的个人进步需要先进入圈子，否则干死了也没用，打通上级人脉圈子可实现有人为自己政绩说话，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以令计划为核心的“西山会”组织就是这样，当初一旦进入这个圈子，就意味着能够飞黄腾达；
二是风险来临时需要庇护，很多人信奉“大树底下好乘凉”，平时多花些钱，圈子就会成为被调查时的“保护伞”，之所以有很多人卷入周永康的关系圈，就是因为这些官员笃信：由于圈子的核心就是权力的核心，而权力的核心已经非常牢靠坚不可摧了，所以进入这个圈子就能太平无事；
三是非顶级官员之间，在遭遇调查时，彼此之间自觉形成攻守同盟。
——构建利益同盟。主要是官员与官员之间的权力互助，以及同地区、同系统、同籍贯、同窗、同战友之间形成的利益同盟。如江苏省委原常委赵少麟与天津地方官员武长顺等，形成异地彼此照顾的关系。又如新近曝光的湖南大学研究生转学丑闻，一些地方官员卷入其中，其实质就是平时这些官员与高校领导之间形成了利益同盟，高校领导有困难地方官员会动用公权力帮助，官员子女在入学、转学时则能够优先得到照顾。
——官商合作伙伴。主要是官员与商人之间，秘密形成权钱交易的合作关系。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山西商人丁书苗之间，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与14个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如何认识“小圈子”的危害？ ——“小圈子”是拉帮结派的信号枪。任何帮派都是从“小圈子”发展而来。“一喊就到”的小圈子看起来是在讲感情，实际上却在徇私情，看起来是在交流体会，小处太 “随便”，往往就是身陷“小圈子”，甚至坠入腐败深渊的开始。
——“小圈子”是精神懈怠的麻醉剂。如果一个圈子没有高雅的情趣，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圈中不良习气就会传染给每一个人。久而久之，人人无心工作，奢靡腐败。2013年，上海高院几名整天混在一起的法官，就因同在夜总会娱乐并参与色情活动被查处。
——“小圈子”是助长腐败的催化剂。由于圈子的存在，一些腐败官员不仅逃避了惩罚，而且得到提拔，因为他们关系深厚。
“小圈子”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致命的漩涡。在基层会败坏党风，影响党群关系；
在高层必然会影响组织的团结和战斗力，成为党发展的最大障碍。
——圈内发展谋私利。拉帮结派让党员干部相互勾结，以权谋私。结党营私常常伴随政治投机、经济投机，以公权牟私利，最终滑向违法乱纪的深渊。
——圈外排贤搞内耗。拉帮结派者往往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不同团伙之间还会发生互相争利的斗争，给党内人才培养与选拔带来巨大损失，而且损害党和国家利益。
——圈圈博弈损团结。拉帮结派者只注意自己帮派的利益，不注意组织利益，以少数人的局部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妨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延误。
E篇：净化“圈子”需猛药 只有自觉抵制官场“小圈子”、主动融入党和群众的“大圈子”，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才能走正人生之路。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调反对“小圈子”，并连续出台了一些禁令性规定。2013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及结（毕）业以后，一律不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联谊会、同学会等组织，也不得确定召集人、联系人等开展有组织的活动。
201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组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已参加的要立即退出。
2015年1月26日，中央组织部重印干部教育培训规定，增加要求不得利用同学关系在干部任用和人事安排以及子女入学、就业、经商等方面互相提供方便、谋取私利。对违反规定的在校学员，牵头人予以退学处理，参与者予以通报批评；
对结（毕）业后的学员，由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那么，如何把握小圈子与正常交往的区别？领导干部也是人，我们不反对正常的圈子交流，但却反对领导干部拉帮结派。坚决抵御“圈子文化”的侵袭，我们才能更加团结，也才能全身心地干事业。
——自觉抵御“小圈子”的侵袭。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讲话中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跌入腐败犯罪的泥坑，原因就是交友不慎。孙悟空把唐僧放在那，用金箍棒划一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自己要给自己划一个圈。”这个圈就是以坚持党性、遵守国法的免疫圈，反击毫无节制、无限扩张的利益圈。
——锻造斩断“小圈子”的利剑。最重要的不是官员应否有私人圈子，而是由谁来监督官员的社交圈。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未能达到抑制腐败蔓延的效果，仅规定官员向组织报告有关情况，外界根本无法得知。必须要将小圈子问题放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层面来抓，加强监控，注重分析，建立预警，发现圈子中的一个结，就能毫不留情地剪断整个圈子。
——划出不敢碰“小圈子”的红线。杜绝“小圈子”，仅靠领导干部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严格的“他律”帮助领导干部不搞“小圈子”，使领导干部不敢搞“小圈子”，如加大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圈子的检查监督，使他们对“小圈子”敬而远之。要切实保障党员行使党章赋予的各项权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严肃查处侵犯权利、压制民主的行为，为讲真话、讲实话的同志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
——完善不能织“小圈子”的制度。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使领导干部不能涉足“小圈子”。如政绩考核制度科学了、完善了，在干部选拔任用、政策出台等关键环节上，加大民主决策的力度，确保公开公正，从制度上打破人身依附，防止“一手遮天”，“小圈子”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储建国认为，反腐要治本，就要通过有效运转正式制度，压制住非正式规则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这种价值因子的排序，它让全体党员保持对共同目标的忠诚，从而压制住对于各种圈子的特殊忠诚。自党建立之日起，二者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让体现党和国家共同目标的正式制度有效运转，是应对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长久之道。
——营造不想进“小圈子”的氛围。“小圈子”所以存在是因为圈外人看中了圈内隐秘而丰厚的利益，必须加强决策公开、政务公开、执法公开，让干部群众不再为办事非找人而发愁。为此，中央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除了推出各种新政外，也将打破一个个利益圈子，这将给全体国人带来长远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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