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飞燕”宣讲团培训班党史国史故事

明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飞燕”宣讲团培训班 党史国史故事 中共明光市委党校 2020年6月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引言：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会议背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权，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共20人。

会议内容：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随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
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组稿人：市委党校周如冰） 中共七大及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

中共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准备。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

那么，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怎样形成并逐步得到全党认同的呢？它又是如何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呢？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当时的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积蓄和发展力量？革命的重心是放在农村还是城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而且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这条道路以及与这条道路相关的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基本思想和原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并达到逐步成熟的。为什么毛泽东思想能够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呢？第一，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全面系统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二，大革命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党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多重矛盾和艰苦斗争为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处理矛盾、总结经验提供了实践基础。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相对安定的局势和相对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为毛泽东同志更好地集中精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革命斗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提供了可能。在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等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重要著作，深刻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基本战略和策略，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钱、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得到系统总结并日趋成熟。

毛泽东思想和理论被全党所认同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42年初我们党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全党的传播，有力批判和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理论在党内得到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当时，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不约而同地都在思考着如何用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正式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命题；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之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接受和认同。

党的会议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对毛泽东思想重要地位的概括为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针”。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第一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从此，毛泽东思想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组稿人：市委党校周如冰） 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两弹一星”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70年有余，这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卧薪尝胆、劈波斩浪、屡创奇迹的70年。现在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世界第三，这些巨大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决策部署，今天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弹一星”战略。

核武器的毁灭力是巨大的，可以说是毁天灭地、灭绝人性的，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的原子弹使两座城市毁灭。大家知道当今世界有哪些核武器国家？（公开被认可的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是非法拥核国，以色列和伊朗是匿核国）。对于不听美国的话的国家，美国是怎么做的呢，通过朝鲜、越南、伊拉克、利比亚、巴勒斯坦等地人民的生活境况可以看到军事国防力量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一直以来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的对象，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击制约我们发展的抓手，美国更是把我们作为其称霸世界的第一竞争对手和第一威胁，利用多种手段制约我们，中美贸易战没有消失，意识形态领域战争此起彼伏。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党、有强大的人民、有强大的国防军事实力，强大的国防军事实力让我们在对抗对话中有底气，这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的发展“两弹一星”这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邓小平同志强调：“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什么是“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 弹的合称；
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 子 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

二、发展“两弹一星”战略的背景 20世纪50、60年代是极不寻常时期，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举，国家在彻底的一穷二白基础上艰难建设，苦难重重。国际上面临西方国家的各种威胁，美国《纽约时报》介绍表示，在50年代，中国北京就被其他国家数次瞄准过，最多的时候能有23枚核弹头对准了中国，外媒还有报道表示，仅仅是美国就动过4次打击中国的念头，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多次面临直接的、赤裸裸的核威胁, 国家安全危机严重。朝鲜战场上，美国就多次扬言要动用核武器，尽管直到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也没能投下原子弹，但是挥舞着核大棒，进行赤裸裸的讹诈和威胁是现实的。由此可见，我国发展军事水平是多么迫在眉睫，这也是当时国家十分重视“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需要盾牌。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威胁, 中国不怕原子弹, 中国反对原子弹。可是严峻的现实却迫使新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然而,新中国搞原子弹, 决策的难度一点也不比决策出兵朝鲜容易。

世界上没有比没吃没穿更困难、比一穷二白更困难。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也许一般人认为, 首要问题是要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经济搞上去了, 人民的生活才可以得到改善。但在毛泽东看来, 增强国防实力也是当务之急。有了强大的国防, 才可以遏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及其在亚洲的帮凶可能发动的新的侵略战争, 才能粉碎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核讹诈,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和平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 尽快增强国防实力, 保卫新中国, 保卫和平,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集思广益, 运筹帷幄, 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作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英明决策。

三、“两弹一星”战略重大意义 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国家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事业中来。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下，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克服当时国家经济技术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等种种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依靠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大批科技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为国防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程开甲、孙家栋等23位科学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央决定指出：这23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赢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科技搞起来了……。”现在，仅有孙家栋、王希季、周光召三位科学家在世，其余20位科学家已经去世，但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在我国科研道路上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四、新时代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如钱学森、邓稼先等。为了投身新中国事业，放弃所有，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回到祖国。几十年中，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以其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着人间奇迹。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他们不惧狂风飞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没有仪器，自己创造；
没有材料，刻苦钻研。就是这样，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业绩。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勇于登攀、勇于创新的精神。在研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生动体现。

进入新时代，无论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还是扫黑除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就越要学习、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组稿人：市委党校刘飞） 习近平在梁家河的故事——一心为民不动摇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延川县梁家河村看望父老乡亲时深情地说：“当时我离开梁家河，人虽然走了，但是心还留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习近平从未改变过为群众做实事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早在陕北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吃饱而在土地上苦苦挣扎着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难关时，就自然而然产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里，习近平和梁家河百姓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故事有很多，每一个故事都体现了“为了人民”这个理念。

缺煤少柴办沼气 2011年的时候我们明光市也在农村推行过办沼气，遇到了很多的技术问题，比如密封层的建设，如果密封层没有建好，会出现漏气、漏水、渗水等问题，就会影响发酵效果和产气量，这些都是专业问题。对于不专业的人来说，就算是在现在原材料都具备，技术相对成熟的条件下办沼气都是难度极大的事情，更何况在70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技术非常不成熟的条件下办沼气，简直比登天都难！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当了村支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办沼气呢？因为梁家河的老百姓真的很需要。

大家应该都了解，以前农村做饭基本上用的是柴禾，柴禾对于我们这边的农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是丘陵地带，植被资源很丰富，只要拿着斧头、砍刀上山去砍就可以了。可是对于当时的梁家河人来说，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简单。陕北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农民又年复一年地砍柴，近处的、好砍得柴全都被扫荡一空。好一点的柴禾都在远处和危险的地方长着，有些长在崖壁上，有些长在深沟里，那些地方，羊都吃不到。对于陕北的老百姓来说，柴禾缺乏到什么程度呢？牛拉屎了，赶快用手一捧，甩在墙上，晒干当柴烧。每年夏季山洪爆发时，男人们都会挥动一柄两三米长的捞柴禾的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打捞从山沟里冲来的柴禾。一勺勺捞上来，一筐筐提上岸，在石板上晒干当柴烧。我说冒着生命危险一点都不夸张，是有事实依据的。采访组在采访梁家河村民曹谷溪时了解到一件因为捞柴而掉到水里丧生的事情。曹谷溪父亲58岁时在河边捞柴，不小心坠身洪流而亡，乡亲们追了15里路才找回了他父亲的遗体。正因为砍柴难，做饭、取暖都成了问题。习近平他们到梁家河后就深受没有柴禾的痛苦，因为没有柴禾他们还吃过夹生的饭菜。困扰陕北农民的还有一个照明的问题，虽然陕北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点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1973年，20岁的习近平做了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做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他一直想找办法解决村民们烧柴做饭，取暖照明的难题。1974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人民推广利用沼气的事情。办沼气好处是很多的：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当肥料，提高粮食产量；
沼气可以点灯照明、烧火做饭，陕北恰巧就缺这样东西！看到这则报道的习近平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步行五十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把自己想到四川学习制取沼气的事告诉了北京支延干部、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之森同志，四月一日，县委根据张之森等同志的建议，决定派有关部门的六名同志前往四川“取经”，习近平也是其中一个。

五月初，全体常委听取了赴四川学习办沼气同志们的汇报，选定县农场和梁家河等四个点进行沼气实验。

正在习近平他们破土施工之际，有人说风凉话：“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有人甚至断言：“沼气过不了秦岭”。习近平鼓动他的战友们说：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个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 在建设沼气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可是习近平毫不犹豫的去干了。

修补好裂缝后，按理说应该可以出气了，可是问题又来了：一直看到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当时他们都很奇怪，到底怎么回事？最后的原因找到了，就是导气管堵塞了，然后习近平又带头下去捅开导气管，导气管一捅开溅得习近平满脸是粪。但那个气就呼呼往上冒，习近平顾不上满脸的粪便，马上接起管子来，沼气灶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来，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

白水鉴心破渠冰 当时的梁家河，山多地少，老百姓吃不饱饭，为了增加土地面积，多打粮食，习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就决定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一个淤地坝。打淤地坝增加土地面积，多打粮食是一件好事，可是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原因就是大坝的选址没有得到认可。大坝的选址也是有讲究的，最起码不能选择在水大的地方，那样很容易被水冲垮。习近平选择的打坝的位置在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咱肯定也干不成。为了打消大家的担忧，习近平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说服村民以后，习近平带着社员在村外的沟渠打坝。当时正是陕北最冷的时候，天寒地冻，渠里冰块很厚。如果不先处理掉，那筑起的土坝也就不稳。春天冰块融化，土坝就容易坍塌。 习近平动员村民先下渠挖出冰块。 大冬天的，下河？村民们面面相觑，谁都没动。 习近平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水里往外搬冰块。干了一阵儿，群众感动了，纷纷脱掉棉袄棉裤下了河。

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如今，40多年过去，这一大片地仍是村里面积最大、最好的一块地，仍在生产粮食，造福村民，一旁石砌的泄洪沟静静地躺着，仿佛述说着当年的故事。

曲折而坚定的入党路 1972年冬，习近平加入了共青团。对他来说，入团之路如同劳动时走的山路一样，蜿蜒曲折。在远离北京的梁家河，那顶看不见却又无时不在的“黑帮子弟”帽子再次被人拿了出来。

习近平不认输，不停地写着入团申请书，第一份、第二份、第三份……。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好人，自己也是好人。第八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后，终于获得了批准，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1973年8月，村里想让习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是由于他不是党员，因此，申请入党成了当务之急。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问习近平：“想不想入党？”习近平说：“很难。”想到入团的经历，他有理由说很难。“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梁玉明用了激将法。于是，梁玉明当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

然而，习近平入党的过程并不顺利。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允许入党，像习近平这样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更是被当做“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家庭原因，习近平入党的希望一度十分渺茫。在收到习近平的入党申请书后，老支书梁玉明组织了一个党员会，会上大家都同意习近平入党。之后，梁玉明又组织了支部会，同意习近平入党。但是当梁玉明拿着材料到公社时，却遇到了麻烦——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并且还批评梁玉明：“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 但是受到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习近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胸怀为人民谋福利的理想抱负。在努力工作、团结群众、刻苦读书的同时，习近平并没有放弃向党组织的靠拢，习近平又一次拿起了笔，一份一份，直至写到第十份，才获得批准。后来，公社党委终于开始重视习近平入党的问题。最终经过县委研究讨论，按照中央“父母有问题，不影响子女”的精神，同时考虑到习近平良好的表现，批准他入党。1974年1月，习近平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了梁家河的支部书记，那一年，他20岁。

习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习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

回头看看习近平在梁家河的故事，仔细思索，他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为百姓办这么多事，就是因为他心中装着百姓，装着“人民”！ 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习近平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当梁家河的支书，还是正定县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直到今天，习近平做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仍然坚守为民初心，始终如一：提出“脱贫攻坚”战略，指出“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要让每一个人都不愁吃、不愁穿，要让每一个人能够住得上安全明亮的房子，要让每一个人生病能够看得起，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上得起学；
为了让老百姓不仅吃得饱、穿得暖，还能抬头看得见青山，低头看得见绿水，提出“两山理论”，指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新时代，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认真履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组稿人：市委党校秦付芳） 用一生书写“忠诚” “都知道你朴实勤勉，却不知你曾战功赫赫。你把奖章深藏在箱底，对战友的怀念深藏心底。从不居功索取，只为坚守使命初心，默默奉献。于国于民，你是忠诚伟大的士兵”。这段话是2019年感动中国组委会为一位95岁老人写下的评语，这个老人就是老英雄张富清。张富清老人在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却直到2018年底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他才出示了自己尘封63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其中清楚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

什么样的功绩才能获得一等功呢？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只有那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坚决执行命令，或者主动掩护、抢救战友，事迹突出，功绩卓著，有重大贡献的人才可以记一等功。那么，张富清老人做出了什么样的卓著功绩才能一次又一次地荣获一等功，甚至是特等功呢？ 用生命书写忠诚：子弹擦着头皮飞过 攻碉堡立奇功 在张富清的众多奖章和军功书里，他尤为看重的，是一张特等功“报功书”和“人民功臣”的奖章。这张“报功书”和奖章就是张富清在永丰战役中英勇战斗的见证。

1948年的永丰血战，有力地配合了淮海战役，为解放渭北、解放西安乃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是，这场战役却打的异常惨烈：参加战斗的原359旅有一千多名战士英勇牺牲，其中718团1营一天换了3个营长，2营6连一夜换了8个连长，6连就是张富清所在连队。

1948年11月25日晚，张富清所在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向永丰城发起进攻的。26日晚，城内的万余名敌军依托4米多高的城墙和近2米深的堑壕负隅顽抗，东北角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是两处主要火力点，让部队伤亡很大。

这天夜里，张富清所在6连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炸掉那两个碉堡，确保攻击部队上去。张富清任突击组长，带两名战士，子夜出击。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快速抵近，趁着夜色，爬上三四米高的寨墙，张富清第一个跳了下去。

听到动静，敌人围了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排子弹飞过去，令敌猝不及防，一下撂倒七八个。就在这时，他感觉头被砸了一下，“不觉得疼，只觉得闷”。

打退敌人后，他伸手一摸，发现满头满脸是血。原来，头皮被子弹犁开。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老人笑着说“如果子弹飞低一寸，我肯定＇光荣了＇”。

很快，敌人又涌上来，他再次将敌打退，并接近碉堡。他用刺刀挖开泥土，先放置几颗手榴弹，把引线连在一起，上面压炸药包，再盖上一层土。

接着，他用手一拉，侧身一滚，“轰”的一声，碉堡被炸毁。瞬间，尘土、石头、弹片四处飞溅，空气滚烫。趁着烟雾，他迅速逼近第2座碉堡，如法炮制，又成功了。

从跳下寨墙那一刻起，他就没准备回去，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心中腾起。无限的勇气，让他打出了自己都惊讶的战绩：炸毁2座碉堡，缴获2挺机枪、数箱弹药。

完成炸毁碉堡任务后的他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一放松他才感到伤口剧痛，吐出一口鲜血。他满口牙被爆破震松，3颗大牙当场脱落，其余的后来陆续掉光。

这个时候，总攻尚未开始，他用满是鲜血的双手紧握钢枪，“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凌晨3点，冲锋号响。拂晓，我军主力部队攻入永丰镇。

战役结束，张富清荣立一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晋升为副排长。表彰大会上，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此后，见面就鼓励他。

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行军途中遇见，总是亲切地说：你在永丰立了大功，我把你认准了，你是个好同志！ 每一次战斗，张富清总是担任“突击队员”。那时候，解放军的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当被问及为什么他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他总是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为了党和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比光荣！”慈祥的张富清老人，说起自己坚定的信念，突然严肃无比，声音中气十足…… 用担当书写忠诚：“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 1955年，张富清面临复员转业， 张富清选择了最偏远最艰苦的来凤，妻子孙玉兰也跟着他到了来凤，从此，二人几乎再没回过陕西老家。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

他在来凤的第一任职务，是县城关粮油所主任。管好粮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尤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张富清一头扎进工作里，处处身先士卒，日夜加班加点。即便如此，大米还是供不应求。为彻底解决大米供需矛盾，张富清想方设法买来设备，办起大米加工厂。

那时，他母亲正在弥留之际，陕西老家几次来信，要他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一次次催促，他都因工作离不开没能回去。

时隔多年，张富清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绝不能向组织提要求，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最好的报答，干好工作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尽孝！” 1960年前后，来凤县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张富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往灾情最严重的三胡区任副区长。

为帮助当地百姓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张富清经常下乡驻队，住的都是最困难的农户家。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按标准付给 粮票。

一头扎进农村的张富清发现，当地农业生产所需的小农具严重不足，需要从邻近的湖南省永顺县采购。他就派人到永顺县请来铁匠杨圣，并安排他带领本地几名铁匠一起打制农具。后来，三胡区不仅实现农具自给，还能外销。

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组织上考虑他年纪大，安排他分管机关和财贸，本可以不下乡。可是张富清一到卯洞公社就主动要求到最偏远、海拔最高的高洞管理区驻片。当时高洞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水，水都漏到地下河去了。张富清到高洞后，一面组织人力下到天坑找水，一面带领老百姓开山修梯田。

高洞在悬崖之间，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就连每年上缴供应粮都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扛一周左右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到高洞要经过的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夏天水流湍急，冬天冰冷刺骨。

从一遍一遍跑立项，到陪同工程师勘探，再到现场协调施工，张富清总是顾不了家。几年后，挂壁公路终于修通，张富清又完成了一次突击任务。

从部队专业到地方，他在最艰难的地方工作了30年，尽职尽责，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用担当书写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在张富清老人眼里，在战场上，共产党员应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敢于冲锋在前、敢于牺牲生命，那才是对党“绝对忠诚”；
在祖国建设时期，共产党员应做到“党让我去哪就去哪，哪里最艰苦就去哪儿”，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担当作为，那才是对党“绝对忠诚”。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做这些，只是共产党员的本分，根本不值得夸耀和“显摆”。新中国走过了71年的风风雨雨，张富清老人的岗位、身份也一再改变；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党的“绝对忠诚”。从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不改初心”，什么是“淡泊名利”，什么是“克己奉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71年前,理想信念之火熊熊燃烧的共产党人，克服了千难万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缔造了新中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需要共产党人以同样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同样不畏任何艰险的豪情，去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组稿人：市委党校秦付芳） 铁人精神永不褪色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当新中国迎着高天滚滚的寒流，战胜重重困难走向初步繁荣富强时，涌现出了有“铁人”之称的英模王进喜。他是中国工人阶级骨气和志气的象征。虽然他已去世许多年，但“铁人”精神却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

他就是石油工人—王进喜。

苦难童年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玉门赤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叫何占信，父亲叫王金堂。40岁得子的王金堂非常高兴，按照当地习俗，他们把刚出生的孩子和包孩子用的褥子放在秤上，一称正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乳名“十斤娃”。十斤娃长大后，按照家谱起名王进喜，父母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

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王金堂被迫去羊毛厂出劳役，9岁的王进喜赶着车和父亲一起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泉。

王进喜家有几亩地被区长长期霸占。为此，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虽然只要回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

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他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练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

生平经历 1950年春，王进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王进喜带领的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王进喜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期间，他得知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异常兴奋，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他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因此被誉为“铁人”。同年4月11日、4月29日，会战指挥部先后两次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大队长、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1964年12月，王进喜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7岁。

“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是什么?--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一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

王进喜在玉门油田时，一段时间很多钻机因没有钻头而停钻，当时还没有国产钻头，靠进口来不及，王进喜便组织青年突击队从废料堆里找回许多旧钻头，架起大锅煮去油污和泥沙，擦去锈，拼装成可用的钻头，半年内打了5口井，既节省了开支，又没耽误生产。

王进喜刚到大庆时，脚下荒原一片，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吃的是玉米面炒面，住的是四壁漏风的马棚。没有公路，吊车、拖拉机不足，设备在火车上卸不下来，面对这种困难，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带领全队30多个人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将60多吨重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打井需要水，可当时没有水管线和水罐车，为了抢时间，王进喜决定用脸盆端，硬是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王进喜率领的1205钻井队被誉为“硬骨头钻井队”。

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应该住院的他却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在第二口油井即将发生井喷、且没有重晶石粉的危急时刻，王进喜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沉在泥浆池底，王进喜便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纷纷跳进泥浆池。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井喷被“制服”，油井和钻机保住了，但王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出了大泡，房东老大娘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井场没有回来，感慨地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字传遍了油田，并响彻了全中国。

“工人工程师”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石油工人，从苦难的旧社会解放出来，在新社会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王进喜率领的1205钻井队从1953年到1959年7年间，共完成钻井进尺71000米，等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从1960年6月1日大庆运出第一批原油，到3年之后大庆油田会战结束，中国石油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基本实现自给。毛主席非常高兴，于翌年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王进喜在技术上肯钻研。他曾带领工友用上世纪40年代的老钻机，克服技术困难，打出全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先例。他还与工友一起琢磨，实现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进钻井工艺作出突出贡献，被油田党委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

无私奉献 1961年，王进喜当了大队长，1965年又当了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却仍以普通工人自居。他身体不好，党委决定每月给他发放补助，他却说什么也不要，实在推脱不了的就在病危期间交了党费。王进喜的胃不好，上级给他送来猪肝和苹果，他马上就分给工人病号。当了大队长之后，管理员要给他换一把新办公椅，他却说有个板凳坐就不错了。发给他的新劳保鞋，他说什么也不要，总是自己打草鞋穿。

工人们说，对王进喜这个人来说，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他当领导之后很少坐办公室，试验打直井时他扶刹把;钻头卡住了，他去提钻，就怕架子倒了砸伤工人。在现场累了困了，他就把老羊皮袄脱下来和工人们挤着休息。工人们说:“我们身上有多少泥，咱‘铁人’队长身上就有多少泥。” 王进喜虽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他说:“我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64年底，王进喜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作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从北京回来后，他一直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天冷时，王进喜看到工人因工服不保暖而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的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住房、吃粮有困难时，王进喜利用工余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房子，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

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王进喜带领大伙在大队机关附近支了一顶帐篷，建起大队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国安病了，王进喜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工友经常给张母寄钱和粮票。

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王进喜家有10口人，弟妹子女都要上学，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他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王进喜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他自己从来不花，而是把这些钱都补助给了困难职工，连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的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

王进喜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但王进喜很少坐，而是用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老母亲病了，王进喜的大儿子却用自行车推着送去卫生所。职工家属多数已成为正式职工时，王进喜的爱人却一直在队里烧锅炉、喂猪。王进喜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王进喜是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铁人”精神是新中国建设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承认和高度评价，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组稿人：市委党校陈思） 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总是听人提起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可实际上，你对他知之甚少？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经常在书本上见到他的名字，但他的名字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个符号？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与你生活的世界联系紧密，可实际上你又从心里觉得陌生？的确有这样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他生活在动荡的十九世纪，一把浓密的大胡子，他目光如炬、身形魁梧、意志坚定。他一生劳碌奔波、博学多识、著述无数。有人崇拜他，有人追随他，也有人诋毁他，却很少有人说，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对于这个熟悉的陌生人，他的人生故事更是令人感慨万千，尤其是他和燕妮的爱情故事，更是值得我们点赞和敬仰。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人。马克思背后的伟大女人无疑就是燕妮了。那么，马克思年轻时是如何俘获燕妮的芳心，又是怎样与她结为红色伴侣的呢？ 冲破世俗，结为伴侣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特里尔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而燕妮·冯·威斯特伦出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马克思与燕妮是邻居，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可以说两小无猜，青梅竹马。1835年10月马克思去了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期间，马克思一边享受着大学时光，一边思念着少时的玩伴燕妮。燕妮端庄美丽、气质高雅，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的贵族青年为之倾倒，追求者很多。燕妮的形象经常浮现在马克思心中，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抑制地爱上了燕妮。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追求燕妮的呢？ 马克思为了追求燕妮，实施了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写情书。他把对燕妮的爱慕之情直接向燕妮表达。但燕妮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玩了个文字游戏，将德语中的“我爱你”在回信时颠倒了词序，变成了“你真逗”。她用一种幽默、委婉而又不失聪慧的方式拒绝了马克思的求爱。看到这样的回复，马克思有些心灰，但他并没有意冷，他又实施了第二步，他迅速收服燕妮的闺蜜和弟弟，让燕妮身边的言论都倒向他。这个战术的使用对马克思来说那是相当的水到渠成。这是为何？因为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不仅是和马克思一起玩大的发小，也是和马克思唯一终生保持友谊的中学同学，两人关系绝非一般。而燕妮又和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是同学加闺蜜。如果说这些条件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那马克思还有一个必胜的法宝，就是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他和马克思是忘年之交，看着马克思长大。做好了外围工作，燕妮身边的言论自然一致倒向了马克思。第三步，他给燕妮写情诗。和现代年轻人谈恋爱通常使用的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不同。对于马克思而言，用严谨而精炼的语言表达爱意，那才真是高手。极富才华的马克思用了短短数月时间为燕妮量身打造了三本诗集《爱之书》（一、二）和《歌之书》，这些诗歌很好地巩固了第二步的战果。别出心裁地表达爱意，也是马克思的拿手本领。有一次他送给燕妮一只小礼盒，说是里面装着他未婚妻的照片。燕妮迟疑地打开一看，一块精致的小圆镜里映出她秀丽的面容，聪慧的燕妮脸微微一红，自然心领神会。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克思赢得了少女的芳心。

有情人终成眷属。1836年秋天，18岁的卡尔·马克思和22岁的燕妮，瞒着家人偷偷订了婚。爱情是甜蜜又艰辛的。虽然两人心有所属，私定终身，但在当时的年代，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因为论阶级，马克思是一个平民大学生，富而不贵，燕妮则出身于“高大上”的大贵族之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论年龄，燕妮比马克思大了整整四岁，姐弟恋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可耻的，这违背了世人对男性身份标准的固有看法。而这时，马克思也遵从父亲的安排，从波恩大学转学至柏林大学，两个人的恋爱也真正成为了异地恋。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得了两个相爱的人。两个抱定坚定信念要在一起的年轻人，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在1843年6月19日，经过7年恋爱长跑的马克思和燕妮结婚了。这时，燕妮已经29岁了。

爱情很浪漫，但现实很残酷。马克思终其一生是精神上的贵族，物质上的乞丐。婚后，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旅行，但不久后，他们就踏上了流亡的征途，开始了一生的自我牺牲和颠沛流离。

颠沛流离，始终追随 因为政治立场，马克思一家四次被驱逐出境，第一次被法国政府从巴黎驱逐出境，第二次遭到比利时当局驱逐，离开布鲁赛尔，第三次被普鲁士当局从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第四次再次被从法国驱逐。第四次驱逐之后，他们夫妇来到伦敦避难，之后一直居住在伦敦直至去世。马克思夫妇在流亡期间被剥夺了普鲁士的公民权，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们的入籍申请，所以他们一直是无国籍人士。

长达40年的时间里，燕妮带着孩子跟着马克思过着到处流亡的生活。这种生活的艰难程度，从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写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因为这里奶妈的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剧烈地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 尽管过着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燕妮始终没有动摇，始终对马克思不离不弃，始终与马克思心心相印、紧紧相伴。她在给魏德迈的同一封信中接着写到：“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 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

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另二子一女均因饥饿和疾病结束了短暂的生命。这对父母，特别是身为母亲的燕妮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伟大事业，坚定支持 燕妮不仅一生始终与马克思相伴，还是马克思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者，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和帮助者。燕妮在颠沛流亡中照顾家庭，带大孩子，为了生活，典当祖母传给她的婚戒等珠宝，只为马克思能专心干他的事业。在事业上，燕妮是马克思的坚定支持者，这种支持是无条件的，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字迹潦草难认，每次付印前都是燕妮亲笔誊抄一遍，所以，如果没有燕妮，马克思的伟大著作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的问世。对于这些工作，燕妮曾说，那些帮马克思誊写“潦草的文稿”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些生动诠释了这个道理：最好的爱情不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而是精神上的志同道合。

（组稿人：市委党校黄雪莲） “断肠明志铸忠魂”——陈树湘烈士事迹 陈树湘烈士是我党早期牺牲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红军中少有的善打阻击的高级将领。他是人民心中的楷模，共产党人的丰碑。他用向死而生的奉献精神将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深深地镶嵌在中华红色的热土上。

陈树湘烈士1905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给地主当长工，生活十分艰苦。9岁时家乡遭大旱，陈树湘跟随父亲流落到长沙市，以挑水、帮厨为生。1921年，16岁的陈树湘常去长沙清水塘挑水送菜，结识了在那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早期革命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17岁的陈树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年后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北伐军攻打长沙，陈树湘随同农协骨干参战并且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武装。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陈树湘加入叶挺的部队当了一名班长，后调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排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陈树湘随警卫团秘密开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因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撤，警卫团奔赴湘赣边界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经过1927年9月29到10月3日江西永新县三湾改编后，陈树湘率部跟随毛泽东一起退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1929年12月28至29日陈树湘作为党代表，参加了在福建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1931年后，历任红12军团长、红19军第56师师长、红5军团第34师第101团团长。1934年3月，被任命为红三十四师长。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中，陈树湘身经百战，屡建奇功，逐步成长为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树湘率领红三十四师担负全军后卫，掩护全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同敌人追兵频繁作战。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11月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他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而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四师付出重大牺牲，全师由6000余人锐减至不足1000人。湘江战役也是红军历史上打得最为惨烈的一战，红军长征开始之时是8万6千多人，最终顺利渡过湘江的只有三万多人。这场惨烈的战斗，在当地留下的传说是“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陈树湘指挥红34师数次强渡湘江，都先后失利，陷入敌人的重围。面对严峻形势，陈树湘执行退回湘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率部突围。在激烈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于突出重围。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时，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危急时刻，陈树湘命令大部队突围，自己和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经过激战，大部突出重围。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伤被俘。19 34年12月15日敌人将陈树湘抬往道县县城去领赏，他从昏迷中醒来，乘敌不备毅然撕开了腹部已经溃烂的伤口，掏出肠子，绞断牺牲，时年29岁。惨无人道的国民党政府把他的头颅割下在小吴门示众数日，《大公报》连续六天报道此惨烈事件。

陈树湘师长断肠铭志，铮铮铁骨，兑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像陈树湘一样的革命先烈们的牺牲精神铸就了共和国的长城，他们的忠贞报国精神值得永远缅怀！ 2009年陈树湘烈士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他为党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砥砺我们前赴后继，代代传承！ （组稿人：市委党校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