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贵州教育
摘 要： 抗战时期，贵州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教育结构较为合理，学校数量和规模发展较快，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大批高校和人才的迁入；二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三是国民政府的重视。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贵州教育 发展
抗战爆发后，贵州的战略地位逐渐提升。随着大批高校的迁入，其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抗战时期贵州教育的发展概况
抗战前，贵州由于军阀混战，教育未受重视。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高校的迁入，各级各类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1.高等教育。抗战前，贵州处于无高等院校的不正常状态。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高校陆续迁往内地。其中，先后有7所高校来到贵州：一是私立大夏大学，1937年迁来贵阳，后迁至赤水，开设文学、理学和法商3个学院；二是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迁来福泉，开设土木工程、探冶工程和铁道管理3个系；三是国立浙江大学，1939年迁来遵义，设分校于湄潭，开设文理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四是国立湘雅医学院，1939年迁来贵阳；五是私立之江大学，1943年迁来花溪；六是国立广西大学，1944年迁来榕江；七是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年迁来福泉。
除内迁院校外，贵州于1938年、1941年和1942年先后设立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大学3所高校，开设医科、教育、英语等科系。总之，抗战时期贵州的高校不但数量多，而且人才集中，全国知名的许多大师都曾来任教或讲学。在这些院校中，民主空气之浓，学生思想之活跃，教育质量之高，在贵州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2.中学教育。抗战前，贵州先后成立了一些中学，但发展缓慢。全省31所中学，在校生10539人，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1］352且大都集中在贵阳和较大城镇，多数县无中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安排流亡学生开办了一批国立中学。加上敌占区迁入的及各地自办的公立或私立中学，至1945年，贵州已有中学121所，为1937年的4倍，人数增至29522人，为1937年的2.8倍。［１］353这些学校不仅数量及质量有很大发展和提高，而且各具特色。
3.职业、师范教育。抗战前，贵州职业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制订了《贵州省职业教育调整办法》、《贵州省职业教育分期辅导实施办法》等法规，规定将全省划为6个职业分区（与专区相适应），每区至少设高、初级职校各1所，并成立“贵州省农工职业教育委员会”等组织，负责推进职教事业。到抗战结束时，全省共有工业、农林、医药类职校13所。［1］356
抗战开始后，全省师范教育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特别是国民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和国民教育后，为解决小学教师奇缺之难，省政府除增办正规和简易的师范学校外，还在普通中学内增设一批简师班，并在安顺、贵定等地开办4个师范训练所。至1944年，全省已有师范学校23所，学生4784人。［1］354
4.初等教育和其他教育。抗战前，全省每万人中仅有小学生317人。1940年推行新县制后，贵州拟定了国民教育实施计划，将全省78个县分成3期，逐年完成。第1期每3保设国民学校1所，第2期每2保设国民学校1所，第3期每保设国民学校1所。到1945年，全省共有中心国民小学及国民学校10288所，平均已达每保2校之标准，入学儿童比1937年增加了1倍以上。［1］350同时，还大力兴办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抗战时期贵州教育的基本特征
抗战时期，贵州各级各类教育在过去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发展，并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1.教育结构较为合理。抗战期间，就全省来看，不仅中小学教育，职业、师范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发展迅速，而且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重大突破。抗战前，贵州的高等教育处于空白期，但至1945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已达4233人。［2］304尤其要指出的是，为唤醒少数民族同胞起来共同抗日，省政府专门制定相应政策，使民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这样，全省教育就呈现出高、中、初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网状发展态势，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2.学校数量和规模发展较快。1937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仅2254所，到1945年发展到10777所，8年内增加近3.8倍。以黔东南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各级各类学校仅有135所，到1945年即猛增至728所。［3］147再以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县为例，各级教育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就中学而言，到1941年左右各县基本上有1所中学，少数县有2—3所。［4］275此外，1937年以后，全省有25个县共办起了3400个补习班。1942年各县续办和增设中心学校民教部990所，国民学校民教部3304所。1944年兴义县各类学校共办成人班和妇女班70余班，入学人数达7410人。［5］322
3.教学质量大大提高。抗战期间，贵州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以中学教育为例，1943年8月，国民政府曾指定贵州、江西、甘肃三省举办高中毕业生会考及升学联合考试，贵阳高中名列第七，学生进入高校的录取率在90%以上。据当时教育厅写的质量分析报告指出，这样的成绩，不但在贵州，即使在全国也是一流的。
三、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
抗战时期，贵州各级各类教育获得跨越式发展。概括地看，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内迁高校和人才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和人才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教育理念和活跃的学术气氛，为贵州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改变了其教育的历史面貌。
（1）地方高等教育直接受益。大批高校及文化界精英的涌入，极大地提高了贵州高校的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内迁高校教师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思维模式新颖。但他们长期受战乱流离之苦，所以到贵州后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人才培养事业，从而为贵州带来了大批高素质的近代化教师队伍。
（2）新的教育价值取向得以确立。因地势偏僻，贵州受西学的冲击相对微弱，相当一部分人仍视登科入仕为正途，更多的则是漠视教育的功能。随着大批高校和人才的迁入，人们的教育观念大大改变，办学积极性空前提高。具有近代教育观念的高等学府与知识群体扎根贵州，他们表现出的现代型的治学精神和模式，给滞后于时代的贵州带来了清新的文化学术空气，培养了当地人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理性精神，以及爱好科学、广泛择业的健康心态。其中浙江大学的贡献可谓典型。浙大以“求是”为校训，提倡“通才”教育，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广大师生在厄境中依然不辍治学。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遵义从此有了新的文化取向，人人皆知勤奋学习。“遵义青年以往常以经商、当兵、做小职员为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明显增加”。［6］38-39
（3）民众文化素质得到提升。抗战前贵州教育普及率低，文盲众多，民众受教育观念迟滞。中等教育发展缓慢，各种社会教育更是近乎荒芜。高校内迁缓解了贵州中、初等教育师资生源不足的矛盾，推动了其大发展。除内迁的师范学校在教育开发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外，以浙大为代表的综合大学对所迁地区的中、初、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以及社会、职业、边疆教育等在内的各类型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浙大在湄潭创办附中，还与教育厅等合办职校；交大迁来福泉期间，在县城开办夜校招贫困农民子女入学，创办东亚体育专门学校，招附近各县学生50名，毕业后成为当地体育骨干教师［7］403；大夏学生为附近幼儿园设识字班。浙大师范学院还与当地教育部门联系，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编大纲，进行教学示范。贵州中、初等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不仅招生数量扩大，而且质量也明显提高。内迁高校还为边远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等做了许多拓荒性的工作，使当地青年受到良好教育。
2.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抗战时期，在内迁高校的影响下，贵州广大民众由“被动学习”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加之自民国初年推行民众教育以来，通过通俗教育馆、教育学校等机构，民众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受益良多。教育部也曾对贵州的民众教育予以赞扬，有“南黔北晋”之美誉。［2］414可见，民众渴望受教育的热情已经开始高涨。
3.国民政府的重视。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关于教育的规定有：“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训练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8］487可见，抗战期间，出于巩固统治和组织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对教育是比较重视的，制定的措施也基本切合实际。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贵州的地位立显重要。为建设抗战的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强化了对贵州的统治，以吴鼎昌为首的新政府认识到教育的“感召”作用，把它比作催生万物的“春风”、“化雨”，［９］是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工作，应该积极推进”，［10］97为此，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贵州教育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贵州通史：第4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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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达.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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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孔令中.贵州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8］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9］贵州日报，1942-12-30.
［10］贵州省政府秘书处.吴主席讲演稿存［G］.1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