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管理文化对当代大学的启示

　　摘要：西南联大八年抗战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优秀人才，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坚持通识教育、学术独立的管理价值追求，坚持和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和开放多元、宽容忍让的管理心态，营造了科学高效的管理文化，促使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取得了基础的成就。深入研究西南联大的管理文化，从管理文化的成因、背景、影响等方面去借鉴吸取优秀经验，对当今建设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文化；西南联大；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8-0006-03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一次次历史性的跨越，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越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在取得杰出成就的同时，高校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人才培养问题、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大学管理中的重中之重，是管理文化中的核心问题，如何营造良好的管理文化，推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向前发展，是高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当问题出现之时，很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习惯采用他山之石。不容否认，借鉴国外师资管理好的制度和措施是有必要的，但是，国外一些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应该先立足本土，汲取优秀经验。西南联大在战时状态下创造了杰出的文化教育成就，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文学者，她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和取得的成就，都将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梯。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从1938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办学历史前后共计8年时间。西南联大在战时状态下在文化教育封面创造了杰出的成就，根据有关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约3000人。其中，有1000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研究人员、人文工作者、政府高级官员等。截止到1996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前后有80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6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另外，还有5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师学院院士[1]。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栖身茅屋，食不果腹，甚至有时还要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在如此恶略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仍然能培养出众多杰出的人才，这引起了人们的思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一、通识教育与学术独立的管理价值追求
　　通识教育是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通识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识教育可以培养通才，即博览群书，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的人。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因为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是一种人文教育，它超越了功利性与实用性，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学生通过多样化的选择，得到了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与其推行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有极大的关系。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明确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孔子教学思想为基础，融合中外教学理念而成。他认为，大学教育与儒家《大学》中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殊途同归，“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这种博学多能的学生在战时是很需要的，能很方便的找到出路。也就是说实行通才教育可以达到社会和学生的双赢。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建国纲领》中主张“抗战”与“建国”并举，实行专才教育，重理轻文，抑制文法。1938年高校招生，理工科2943人，而文法科只1427人。联大的师生坚决反对教育部急功近利的做法。梅贻琦先生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他认为教育部的这种短见行为对人才培养毫无益处，并给予批驳。梅贻琦主张通专并重，但核心是强调大学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大学教育固然重要，但并非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全部，来自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教育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大学教育要成为这诸多教育的粘合剂，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大学教育的作用。我国自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以来，学习前苏联办学经验，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以专才教育代替通才教育，发展到现在，连中学里也是文理分科。或许说，专才教育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是有益的，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是适合的。但是，从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无法培养出闻名世界的大师级人才。
　　学术独立自由是西南联大管理文化的精髓所在。能否保持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办学思想不受过多的行政干涉，是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1939年3月，陈立夫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采取集中考试、统一教材的方式，对大学事务横加干涉，企图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这种做法遭到西南联大全体在校师生的反对和抵制，联大还为此专门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并反对教育部的这一做法，并致函教育部转述教授们的意见。文中说：“拂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2]
　　这份著名的《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它以文字的形式表明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意向，即在国家框架下的独立自主，强调了学术独立与自由。处在抗战的特定时期，西南联大在继承和发扬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五四”、“一二·九”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崇尚民主之风，追求学术独立和自由。易社强认为，西南联大是一种象征，代表近代中国自由与学术独立的顶峰；同时，这座高等学府的“民主堡垒”，为抵挡国民党想在大学插足的百般攻势，保持相对独立的教学环境，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突出成绩。北师大郑敏先生回忆说：“那时，教务处对老师也放手，不要求他教这个教那个。师生间都是探讨的，教师和学生都享有极大的自由，没有人来检查这个那个的。”武汉大学的刘绪贻先生回忆说：“西南联大教师上课，一般不用统一教材，而是阐发各自学术见解。任何见解，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左中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也可以在课外做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