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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语学堂与世界意识的开启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5 06:08:55     阅读:


  摘 要: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语学堂是西学传入中国的重要桥梁,开启了晚清中国人的世界意识。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系统梳理与归纳了官办外国语学堂在人才培养目标多元化、生源扩大、教师聘任和培养等方面的特点,历史性地呈现了中国近代外语教育从保守走向开放的进程;同时,教学过程中“中体西用”观的指导原则、西学课程的比重配置、翻译实践的优先推行,体现了本土意识和世界意识间彼进我退的复杂关系,对当下中国外语教学目标的设置与实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洋务运动;外国语学堂;世界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2-0090-08
  收稿日期:2012-12-20
  作者简介:刘纯(1976 - ),女,湖南桃源人,文学硕士,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外语教育史研究。
  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日益加快,“与世界接轨”、“国际化视野”、“参与世界竞争”,已成为当今外语界讨论外语人才的热门话语。当我们越来越有意识地与世界互动、越来越积极地建设与世界接轨的外语教育模式的时候,有必要回顾外语教育的历史,探索中国外语教育融入世界体系的历程。我国有文献可考的外语教育可以追溯至元代的回回国子学,而具有现代意义的外国语言文字教育始于晚清的洋务学堂。本文以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潮和外国语学堂为考察范围,探索中国近代外语教育不断走向民族开放的实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不断增进的世界意识,以期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育提供借鉴。
  一、创办外国语学堂,广泛传播西学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人们被隔绝在一个个狭小的空间里,认知空间极为有限。鸦片战争后,人们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而外国语学堂的创办是人们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19世纪40年代,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第五十款中规定,往后英国文书一律用英文撰写;中法签订的《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中法之间文词纷争,以法文为议。中外条约中的语言歧视条款促使清政府于1862年开办了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京师同文馆。随后,各地争先效法。其中,较著名的有1863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设立的广州方言馆和1893年设立的武昌自强学堂。这些外国语学堂均处在文化政治中心、沿海口岸城市和工业及军事重镇,在全国形成外语教育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上海、广州同文馆之设,分别比京师同文馆晚了一年、两年。京、沪、粤三所外国语学堂存在时间都较长,分别是40年、43年、40年。其中,粤馆的外语教育成就和影响较弱。武昌自强学堂创办的时间晚于京、沪、粤三所同文馆,存在10年,是后期语言学堂中较出色的一所。这些外国语学堂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外语教育高潮,除了开设外国语言课程外,还广泛设置了多元化的西学课程,对传统思想观念和教育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体现了国人与世界融合的强烈意识。
  1. 培养目标的多元化
  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所带来的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创,使作为中国首任驻外使节的郭嵩焘深刻认识到外语教育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关键作用,他向朝廷建议“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与各国相接,首以谙习语言文字为要务,舍是无能自立者” [1](P91)。1862年清政府为解决外交困境而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其早期的培养目标重在培养技艺性人才,培养目标为短期、应急,“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2](P6)。1867年,天文算学馆招考失败后,开始从上海、广东两地同文馆保送入馆学习西学科目,培养目标从单纯的外语翻译人才扩大到熟知西方科学技术的西艺人才。1876年,同文馆公布新的课程表,算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近代课程开始占相当比重。课程改革使同文馆由初期的单一型外国语学堂,发展为综合型学堂,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世纪60年代,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在《采西学议》篇中指出:“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 [3](P27)他认识到清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经常因语言障碍而受困,培养通晓语言文字的外交事务人才是摆脱外交困境的基本前提。冯桂芬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再次分析了中国因语言障碍而在中西交往中的劣势,强调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成立新式外国语学堂的必要性:“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3](P30-31)他建议推广京师同文馆的做法,在上海、广州两地仿照办理。
  南京条约后,上海作为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外交涉事务增多,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旨在培养既知书明理又精通外语的翻译人才,尤其注重培养“推算之学”、“格致之学”等西学图书的翻译人才。与京师同文馆最初的培养目标相比,上海广方言馆初期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更为明确。在随后的发展中,广方言馆与同文馆一样,不断充实教学内容,调整办学模式。在1870年的《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中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大量增设西艺课程,要求入学一年后学习专业课程,提高了对外语人才的要求——外语人才不能仅是懂外语的单一的翻译人才,还必须成为具备科学技术专长的知识型或专业型外语人才。
  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具有新世界观念的思想家王韬,在1883年的《变法(中)》提出:“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3](P55)在他看来,只有学习欧洲,学习外来民族的长处,才能在民族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王韬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实践呼吁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以便观察世界,解决外交困境,并适应日益增长的外贸活动。1893年,他上呈《设立自强学堂片》,指出“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2](P271)。作为近代精通英语的买办家和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深深懂得学习西学的重要性,积极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而促进西学传播,他在1884年《盛世危言》第一卷的《考试》一文中指出:“西法各种,西人借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四善也。”[3](P84)张之洞则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情况,必须通过学习外语和西方技术而了解西洋文明。其创办武昌自强学堂的目的即是为国家培养中西博识的洋务通才。在《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中,张之洞进一步提出“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2](P271),强调学习外语是学习西学的基础,自强学堂的培养目标不仅仅是译员,而且是懂得西政 和西学的通才:“本部堂意在造就通才,所期远大,欲使学者皆能自读西书,自研西法,则可深窥立法之本源,并可曲阐旁通之新义,既不必读辗转传译之书,致得粗而遗精。”[2](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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