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伍豪之剑”是指周恩来创建与领导的中央特科的“红色行动”。中央特科是10年内战前期中共中央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构。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与南昌起义部队离散后绕道香港辗转至沪，自此至1931年离沪去中央苏区，除两去苏联历时一年外，在隐蔽战线的主战场上海共战斗生活了3年左右。在险恶的秘密斗争环境中，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与敌斗智斗勇，为保卫中共中央安全和发展中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科“内情”】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租界里的巡捕和侦探，往往同华界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合伙镇压共产党；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的黑社会势力则无恶不作；而来自中共内部的叛卖逆流，更成为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暗敌。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成员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受命组建了中共中央专职的情报和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成立后，周恩来陆续为其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
　　总务科也称特一科，主要职责是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人安排住处，以及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会场、组织营救、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
　　情报科也称特二科，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通过“打进去”或“拉出来”等多种办法，建立秘密情报网。
　　行动科也称特三科，习称“红队”，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人员。
　　通讯科也称特四科，设立于1928年11月，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以上四科各有专职，又相互联系、通力合作。各科紧密配合，构成有机统一的战斗堡垒。
　　为了防止中央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周恩来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周恩来曾多次严厉批评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忽视秘密工作原则，热衷单纯恐怖活动的倾向，并坚决制止了他试图炸毁“包打听”开会的场所一品香饭店等恐怖计划。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如规定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
　　【机关“社会化”、“家庭化”】
　　周恩来要求党中央各机关，要“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实现“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总务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设了多种店铺，诸如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木器店等，以此作为党中央的秘密机关。他还指导总务科租赁花园洋房，暂充中共中央机关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如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均是在租赁的公馆或洋房召开的。
　　在“机关社会化”的同时，周恩来要求一些机关“家庭化”。1928年夏天，周恩来把曾是熊瑾玎学生的朱端绶从汉口互济会调到上海，与党中央会计熊瑾玎假扮夫妻，住守位于四马路天蟾舞台隔壁“生黎医院”楼上的“福兴字庄”（实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随着爱神的降临，1928年中秋时节两人结为夫妻，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中央许多机关都以“家庭”面目出现在社会上。
　　中央机关的“社会化”和“家庭化”，有效地掩护了中共中央的活动。周恩来把这一成功经验推介到白区各地党组织，要求它们“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
　　【周恩来、邓小平“经营”古玩店、香烟店】
　　周恩来强调，在隐蔽战线上，中共党员不能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他指出：“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如果“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联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他要求“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间也应互相介绍职业”。党的干部也不能整日围绕在机关中：“党只需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担负日常的党务”，“决不能人人都派作党部工作”。他要求白区各级党组织，“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随着白区斗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周恩来提出党中央领导人也要职业化。1931年4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指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要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
　　为了实现干部职业化，周恩来领导总务科为一些领导干部开设了店铺。如曾为以古玩商为公开身份的周恩来在黄浦江边开设过“松柏斋古玩号”；为曾以商店经理为公开身份的邓小平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过一家纸烟店（其楼上即为中共中央某机关）；为曾以古董商为公开身份的总书记向忠发在爱文义路开设过一家古玩店；为顾顺章在斜桥路22号开设过“奇星魔术社”等。
　　党员和干部的职业化，既有助于联系群众，也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
　　周恩来在领导实现机关“社会化”、“家庭化”，党员和干部职业化的同时，规定了一套秘密活动的准则——
　　都用化名。邓颖超在接见《周恩来传》的主编金冲及时回忆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啦，一个时期换一个”，“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
　　经常搬家。在一地居住时间太久容易暴露真实身份，所以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迁居。邓颖超回忆说：我们“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