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视野中的收入分配政策

　　【摘 要】中国当前正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如何完善分配制度，使社会财富分配实现最大化公平公正，成为了实现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也因此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长久热点。
　　【关键词】收入分配；公正；税收；财政支付；教育
　　一、收入分配政策的界定
　　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我们每个人对个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维护最终导致了每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普遍的关系。而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利益中，收入的经济利益是最直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收入分配对于广大社会成员的生存奋斗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具体形态来看，收入分配是一种动态的经济过程，表现为按照一定的原则给不同的社会主体划分分配对象。作为收入分配的对象，既可以是实物的也可以是价值形态。从分配流程来看，社会成员个人可持有收入的形成通常经过了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甚至第三次分配多个流转过程。初次分配即生产要素分配，以市场为主导；二次分配以均衡为原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等调解各阶层收入，以政府为主导；第三次分配则是为了填补社会发展空白而产生的一种理想主义分配，以道德为原则，自愿交纳和捐献为主要方式。社会财富通过三次分配，最终形成了各个主体可支配的实际收入。
　　关于收入分配的政策，目前学界上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但是在复旦大学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政策》中，他们对收入分配政策作了如下界定：一定区域内的权威主体根据既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與收入分配活动有关，调解社会财富分配、个人收入总量和结构变动方向的一系列措施、计划、方案和行动准则的集合。从不同的角度看，收入分配政策可以根据分配依据、分配价值取向、分配主体和分配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层次的政策。
　　二、实现分配正义的政策手段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凯恩斯主义再到现代经济学大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收入分配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议题之一。相比之下，社会政策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时间并不长，即便以19世纪末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也只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是，“公正与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与社会政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依据，社会政策则是公正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
　　（一）旧福利经济学“均等收入”公正观
　　以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uo）为代表，旧福利经济学对公正的理解是“收入均等”。庇古认为，货币对持有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一个人的收入越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越小；收入越少，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越大。如果将富人的货币收入向穷人转移，就会使社会总经济效用增加，社会福利也会增加。于是，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对收入进行平均分配能够最大限度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二）凯恩斯主义的公平效率观
　　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均等化将提高消费倾向，促进经济增长，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最终阻碍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因此，他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增加全社会所有要素的收入，重点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刺激消费，增加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同时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和谐。
　　（三）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公正观
　　罗尔斯关于公正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政策界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解。罗尔斯在假设的“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中，就分配正义提出了两大基本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可以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所有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后继研究者将两个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称为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的前半部分为机会平等原则，后半部分为差别原则。概括来说“在社会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平等的情况下，不平等的后果必须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有利。”
　　三、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
　　（一）从公平到效率再到二者兼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收入分配方面则是统一分配，在农村体现为工分制，在城市则体现为八级工资制。这种公平程度很高的分配最终表现为共同贫困：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世界排名第175位，绝对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分配政策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制约，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效率导向为主，兼顾公平，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1978年至2002年间年均增长8.4%。但是，在效率显著增长的同时，分配不均的程度也日益严重。十六大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分配制度进入了探索效率与公平良性互动的阶段。现阶段，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特征是城乡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日益拉大，并且伴随着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明显；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自2000年起，中国基尼系数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并持续爬高到2007年达到了0.48。“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再分配政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越发重要，中国开始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方法，逐步形成并完善由调节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政策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为主体内容的再分配政策。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29个税种和7个大的税收类别。然而，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薄弱、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不合理以及税率设计的缺陷扭曲了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没能完全起到应有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政府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虽然没有达到十分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的矛盾，保证了各地方政府能正常履行职能，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缩小。而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策则由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共同构成，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反贫困支出以及义务教育调节和公共卫生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