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意志与教育公权力的运行体制分析

　　摘要：国家教育意志作为社会公共教育意志的集中体现，主导着国家整体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形成方式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国家实现自身教育意志的能力可大致区分为意识形态掌控与教化能力、教育财政能力、教育行政能力、教育专业引领能力四个方面，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国家在有的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能力，而在某些方面则表现得能力很弱。要建设真正的教育强国，需要着实改进国家的教育财政能力与教育行政能力，并赋予专业领域以真正的自主性，涵养真正的专业精神。
　　关键词：国家教育意志；国家能力；国家与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5－0089－07　收稿日期：2011－05－19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EAA080259)
　　作者简介：王有升，博士，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266071
　　
　　国家是现代社会中整个教育事业的真正推动者，这集中体现为国家教育意志的形成、实施及教育公权力的运行。一个国家教育的现实状况及发展方向与此密切相关，这其中蕴藏着分析现实教育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但既往的教育社会学研究鲜有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直接探讨，本文力求探索出一种合适的理论架构并以此展开对相关现实问题的分析。
　　
　　一、作为一种超越性力量的国家及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国家是一种自为的而又高度抽象的存在。在公众的意识之中，国家代表最高的善，是正义、真理、审美的最高载体。国家需要以种种方式昭示其现实性，需要不断满足其在人们心目中的预期，以持续保持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国家意志是社会的最高主宰，掌控着整体社会的发展方向。国家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一种超越性力量，它超越于一切私人领域之外，并给每个人的存在提供一种本体性的依凭。
　　国家的理念状态可以是至善完美的，但其现实建构则需要凭借武力的征服与对利益的垄断。国家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统一体。正如葛兰西所认为的，国家是现代社会中的积极的组织力量，广义上的国家可定义为“统治阶级在为其统治进行辩护和维护其统治的同时，为争取被统治者的积极认同而采取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充分结合体。”
　　近年来的一些重要研究表明，国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表”，而是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应该重视国家本身的属性：“国家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实休；国家的目标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中某个群体的目标，它还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国家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的行动者存在；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不管一个国家的现实与人民对其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有如何之大，国家总是存在带领人民超越现实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国家总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超越性力量。
　　教育事关每个人的福祉及国家的整体利益。我国自古即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显示出了教育在国家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在现代社会，教育更被看作是一项国家事业，是现代国家所应承担起的一项重要职能，教育在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教育意志是现代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国家教育意志的生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具备的合理性，国家教育意志的真正实现则取决于国家相应能力的大小，与教育公权力的运行状况密切相关。就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国家实现自身教育意志的能力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强，在另一些方面却又显得很弱，对于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国家教育意志的现实表现与形成机制
　　
　　在我国，国家的教育意志一般以由国家正式出台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决议、意见、总体规划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也直接以国家主要领导人讲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来说，国家教育意志的表述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能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从而具有合理合法性。一种意见、意愿、观念能否获得较为充分的合理合法性依据从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决于一系列极为复杂的机制。
　　在我国，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对于国家教育意志的表述都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为核心依据形成的。这突出体现在关于国家教育目的的表述中：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成为我国关于教育目的的经典表述。此后，毛泽东关于教育的多次讲话成为主导全国教育工作的最高依据，使中国教育在建国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江倒海似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关于教育要培养“四有人才”和教育的“三个面向”的讲话与题词成为新时期确立教育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这种倾向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仍然有非常清晰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国家教育意志形成方式在近年来正逐渐发生变化。从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工作的会议报道中，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到与既往的一些差别。首先，强调教育事关“人民的福祉”，要“适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让“人民群众满意”，而非仅仅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强调制定过程的民主开放、多方面力量参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而非仅仅是最高指示的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变化倾向体现出近年来我国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轨迹，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指出的那样，由绝对的权威主义体制转向较为温和开明的权威主义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与民本的成分逐渐增加。
　　这样一种国家教育意志形成方式的转变是近年来我国整个社会政治生活转型的一部分。在当今时期，生活的相对富裕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民主意识的觉醒，市场经济使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发达的媒体舆论建构起了较为开放自由的公共空间。相对于原来国家与社会的高度统合一致，社会力量的自主性正日益增强，在国家与私人生活领域之间日益发展的这种自主公共空间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日益走向文明开放的一个重要保障。
　　在国家与社会高度统合一致的中央集权国家里，国家的最高意志代表着(与其说是“代表着”，不如说是“规定着”)全民的意志，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包括观念领域)直接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中，国家是全民利益与意志的代言人。在社会剧烈变革与重建时期，尤其是社会在经历了大的动荡与混乱之后，需要有国家的强力意志确保社会发展的方向，教育是社会重建的重要部分，这时的教育会首先体现国家的意志，并往往以具有极大人格魅力与个人权威的领袖的意志表现出来。
　　在当今世界，教育越来越被认同为一种“民主的公共领域”，公共的教育意志应该通过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确定，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教育意志。国家理应是这种公共性的坚定的守护者，而非僭越者，国家的体制建构应该以尽可能维护这种公共性为基本原则。民主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