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教育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心”、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联合承办的首届“中国音乐教育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京民大厦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二十多所高校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其中有三十余人在大会中进行发言。
会议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音乐教育史统览
在研讨会中，各位专家学者对从古至今的中国音乐教育历史流变做纵向梳理与横向研究，从新的研究视角再次审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并且对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情况做深层思考，提出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汪毓和认为：音乐史学本身应该包含音乐教育学，并且音乐教育在中国音乐史的发展中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因此要以音乐教育来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直到近代从学堂乐歌开始才逐步确立，但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国民音乐教育受政治的影响太重，所以我们现今国民音乐教育的目标是要提高国民音乐素质和音乐素养。汪先生还提出了在当代音乐教育中应着重思考“学而优则仕”和怎样与国际接轨两个问题。
项阳通过剖析“礼”与“乐”之间的相互关系，针对礼乐文化对当今国民音乐教育的影响与作用作了相关思考，提出了专业音乐教育中礼乐内容的课程设置模式。他认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发端是从礼乐教育开始，我们确实不应该让传统礼乐音乐教育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缺失，至少，在传统音乐文化整体意义上属于不可或缺者，毕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应该是礼乐与俗乐的共同架构。”
周凯模通过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纵向梳理，追溯中土“乐教”思想之源，剖析“天·人”关系教育之中土策略，进而得出：“中国古代包含‘乐教’在内的大教育体制，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而近代西方教育分科体制的引进并趋于极端，国人‘通才式’智慧教育历史彻底断裂。而一代代重复接受‘单科式’技术型教育的结果，是国人（包括音乐人才）总体素质的每况愈下。”
汤琼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从学校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三个方面谈教学课程设置的构想，并提出要更多关注课余音乐教育和加强教学法课程的设置。
马东风发表了题为《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学科性质、研究现状与发展态势》的演讲，并提出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科发展如何健康向上地走来，如何在音乐教育与音乐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为当下音乐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改革方案提供历史的借鉴等问题。
二、中国音乐教育个案研究
此次研讨会中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择选中国音乐教育的某个方面进行个案剖析，分析音乐家、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理念，并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对音乐教育知识系统的建构提出构想。
居其宏以《学贯中西战略家 披荆斩棘拓荒者——萧友梅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史》为题，从“萧友梅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准备”、“萧友梅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战略思考与设计”、“萧友梅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实践”、“萧友梅与上海‘国立音专＇的早期建设”、“萧友梅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深远影响”五个方面，阐述了萧友梅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贡献。
傅利民通过对《中国传统器乐形态》教材的分析，认为：“研究的目的一是进行布道，推动中国音乐文化传承的步伐；二是建立民族音乐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要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夏滟洲通过对梁启超教育文论的研究，发表题为《“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美育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展》，他认为：“梁启超美育思想及其后的延展，虽然先后经历了从‘救国’向‘救人’的转变，但总体上对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研究视域的拓展、对古今文化的交替传承与中西文化的革新创造，典型地体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轨迹与个性特征。”
何晓兵通过对相关音乐传播概念的探讨，展示了一套“音乐表演”课程的内容模型，并以纳西古乐为例，论述了在音乐教学之中应打破单一的教育模式，结合文化历史等各因素进行综合教学的理念。
郭海霞以《欧漫郎音乐文论中的教育理念》为题，通过对欧漫郎音乐文论的研究，剖析欧漫郎的教育观、欧漫郎对音乐学学科的创见、教材选择和教学法等方面，进而得出：“欧漫郎是以西方的教育教学模式为范式的，但其服务的对象是中国音乐教育，虽然其中‘西化’思想很明显，但这种‘西化’最终的目的又是为了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张英杰发表题为《从早期音乐教育家萧友梅、陈洪的事迹得到的启示》的演讲，她认为：“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包括师范音乐教育分科过细，很多大学生只注重自己的主科，而忽视了相关的文化知识与体系，最终导致文化与音乐实践脱节。”
马骁以《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女子音乐教育史》为题，从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背景、学科概述方面，谈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三、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方法论辨析
许多学者针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及学科建设提出了宏观的学理关照，为大会提供了中国音乐教育及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多元化研究视域，拓宽了学术视野，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多新的视角。
李方元从音乐知识的地位问题、音乐知识的文化属性问题、音乐知识的知识性质问题三个方面，探讨音乐教育中的“典范”知识与“非典范”知识问题，从知识的“边缘性”角度讨论音乐教育知识中的隐含的“文化”、“科学”、“客观”的属性，以及它们对音乐教育中的影响。
康瑞军通过１９８０—２０１０近三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范畴与方法提出独到的看法。并认为：“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必须面对音乐教育的当代实践散发出它潜在的巨大能量。”
刘勇认为音乐教育研究以及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学科概念使用问题值得思考，音乐教育的学科、课程、机构的设置等问题应更加学理性，针对研究的对象，应先统一相同的概念，再进行对话，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
傅显舟认为，北京音乐教育志的修善对全国音乐教育史的写作具有重要作用，以此呼吁北京学者能够率先做好北京音乐教育志，以带动全国其他地区音乐教育史的写作。
四、中国音乐教育史史料拾遗
会议讨论中大家通过对史料的择选和人文解读，力图还原历史原貌，并为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材，展示了众多史料挖掘、史料再研究的新成果，再次说明了史学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
缪裴炎以《音乐教育史料文献搜集整理的几点设想》为题，通过对中日两国音乐教育文献搜集整理的比较，提出中国音乐教育研究文献及音乐教育史的搜集整理应做到“力求齐全，逐步完善；利用网络，资源共享；统筹组织，分工协作”的三个目标。
李岩以《萧友梅“精神国防”与非常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教育政策研究》为题，通过教育政策文献的研究，特别针对该时期之中国“战时教育”及所引发的“战时教育大讨论”展开论述，他认为：“作为历史研究者，在对历史上发生事件的定性时，要回归或曰把自身放置于历史的环境之中——以充足的、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证明历史的真伪，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近乎合理的评判。对前朝旧事，不能将当今的历史、政治价值观移驾其中。”
刘晓江根据１９０７年王国维发表的一篇短文《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进行延展性思考，从“他主张什么？他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出的声音？他的启蒙意义在哪里？”三个方面进行剖析。并提出“审美的独立及人格独立有着现在的不证自明的价值！音乐感情是音乐自身的目的！个人应该成为自身价值的仲裁者！”的观点。
杨和平通过对清末民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大量史料的研究，极力呼吁：１．中国音乐教育需要用鲜活的史料来填补我们的音乐教育史。２．研究音乐教育史的学者要客观公允，赋予史料以其当代的意义。
王安潮以《地方音乐教育发展初期的缩影——皖北文艺干校乐事考》为题，通过对皖北文艺干校音乐教育的教学环境、教学活动等方面进行史料梳理，分析皖北文艺干校为安徽早期音乐教育发展奠定的基础，及其为安徽音乐教育后来的快速发展探索的有效模式。
王琨以《建国后１７年小学音乐教材研究》为题，通过史料整理与研究，进而发现：建国后短短的十七年间，小学音乐教材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分布的地域性、发展的阶梯性和研究的理论性都是其呈现出的显著特点，对当代小学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启迪作用。
吕靖镕以《中国音乐教育观的近代转型》为题，通过对大量经典史料文献的研究和思考，从“中国音乐教育观的历史镜像”、“近代中国音乐教育观的形成与转型”、“对中国音乐教育观的思考”三个方面，剖析中国音乐教育观的近代转型问题。
景锐南以《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史料探微》为题，通过对中国早期音乐教育史料的解析，挖掘“史料碎片中的猎奇心态”、“史料碎片中的‘乞灵’倾向”、“史料碎片中的理性建构”，最终发现：“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的生成是在对西方观摩与考察中展开的，其‘以西为师’的实践是合理的，但其实践具有历史局限性。”
文艺以《作曲“四大件”在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雏形——〈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音乐〉研究之析与新析》为题，试图阐述黄自在教材中体现的教育模式对后来构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作曲“四大件”的重要性。
常江涛通过对最早两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教材的分析与研究，剖析两部教材的历史价值及其负面影响，并对史学研究展开启发性反思。
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对中国音乐教育史料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音乐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做了重要铺垫。在与会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参与中，闪现了众多智慧的亮点，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对增进学术交流、拓宽学术视野以及深入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孙小钧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