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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格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09-28 06:18:46     阅读:


  镜头暂时推回到1978年。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换上了时兴的喇叭裤,坐在亭阁的绿荫下,手上捧着英语读物。还有的同学手持手风琴,练习合唱。篮球场的旁边依然能看到“建设四化”的标语,食堂门口的宣传栏里,已经贴上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
  这是北京大学校庆宣传片的一个拍摄现场。饰演当年学生的演员都是如今来自北大各院系的本科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景观。许多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会将那段时期看作北大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恍然间又过去了整整40年。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这所高等院校几乎见证了从晚清到21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成立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家国天下的精神基因,又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典范。它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文化和学术得以存续,也曾在贴满标语的年代,趟入时代的泥淖之中。
  “北大的意义就是,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中,它一直在尝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是逃避。”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近现代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但这个传统本身却充满了自反性。它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也有过多次断裂与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释。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也没有校歌。
  到了近四十年,北京大学依旧是时代列车的关键一节。“它经过好几次急转弯,在任何一次急转弯都会甩掉一些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陈平原长期关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出版了多部与北京大学相关的著述。“我们只知道这个列车是不断在往前走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没错,那中间的急转弯被我们给省略了,就变成了一条直线。”他补充道。
  大步奋进的经济潮涌、泥沙俱下的思想分流、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都在这所学校的发展中留下了烙印,让它成为了具有多重面孔的符号。
  一方面,北京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重镇,科学与思想的孵化器。在2017年“双一流”学科评级中,北京大学以41个一级学科占据了高校榜单首位。其文科的地位仍然稳固,在整体上国内院校无出其右,理科的实力也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现实载体,北京大学不断面临着社会情绪的碰撞。它的自我更新机制一度变得滞重,它的改革和转变也常常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在潜移默化中,寻找着时机,并在必要的时刻,让精神和历史的余温重新变得炽热。

精神的缘起


  1917年,北京大学第一次举办了学校纪念活动,“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刊印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将建校的缘起定在了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校庆纪念日则选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12月17日。时任国文系教授吴梅为此专门填写了一首纪念歌,提到“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从一开始,大学堂的创制便与学制的变革紧密相关,而教育体制的新变又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之中。新旧思想的对立仍然激烈,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守旧派,还有一直致力于改良的洋务大臣们。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则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但谕令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后来,梁启超负责起草了《奏拟大学堂章程》。
  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能在政治的漩涡中保存下来。虽然新旧的立场存在差异,但教育体制的变革却与掌权者的政治利益并不直接冲突。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已经开始了在教育层面的尝试,通过创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但整体而言,洋务学堂的内容和规模非常有限,且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

  随着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变革逐渐深化到体制和思想文化层面。1896年,改革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李端棻上书光绪帝,奏请广开学校,在各省设立学堂,在京城设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學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同一年,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也上书奏折,主张创办大学堂。为了避免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他明修栈道,搬用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体用论”,为新体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1898年9月,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意味着孙家鼐既是统管教育事务的官员,也是大学堂的“校长”。尽管已经强调西学不会凌驾于中学之上,孙家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却暗度陈仓,让西学占据了更多的部分。在梁启超所起草的课程计划中,西学也占了绝大比重。
  至于大学堂的定位,无论是生源的性质,还是毕业之后的去向,都显示出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不是以学术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机构。1912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梁启超修正了变法时的观点,将大学从致仕的传统脉络中完全脱离出来,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其所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官员,更接近于兼具传统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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