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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式微与教育民族性的转折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6 06:05:41     阅读:


  摘要: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儒学以其特有形式塑造了教育民族性。五四新文化期间,批孔导致了儒学的式微,引发了教育指导思想、制度体系、内容体系、文字语言层面的变革。随着科举制度影响的逐步消除、儒学知识分子群体的萎缩,儒学与教育民族性逐渐分离。鉴古知今,今后实现教育民族性复兴须从以下几方面着眼:推动儒学“现代性”建设,提升其对教育的适应能力;推动教育儒学体系建设工程,实现儒学与教育民族性在学校教育平台上的新结合;围绕儒学教材化,借助教育政策设计,推动教育民族性“复兴”的制度建设。
  关键词:儒学;教育民族性;五四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095-07
  收稿日期:2015-06-30
  基金项目:2014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教育输入与教育自觉:中国近现代教育演进的逻辑研究”(2014SJB813) 。
  作者简介:陆道坤(1977-),男,安徽六安人,教育学博士,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师教育的研究。
  一、儒学与教育民族性:中华民族发展之树上的“连理枝”
  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地位快速上升、影响力也急剧扩张,并逐渐从“意识形态”化和文化大众化维度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它也由诸子百家之一上升为“民族之文化”。儒学发展历程也构成了“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在吸收释、道等文化因子及不同朝代外来文化“精华”之基础上不断完善,儒学逐渐成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1]和民族精神基础[2]及“主导思想”[3],对民族性塑造起着主要作用③。必须承认,作为民族之学的儒学能够实现跨世纪的传播,并在延续传承中不断发展,最为根本的途径仍然是教育:借助教育,儒学以“化民成俗”的方式,从内外两个维度对人进行塑造,实现了可持续传承和发展。
  封建社会中,儒学和教育民族性基于内在需求的“契合”逐渐走向“一体化”: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需要借助“教化”的方式实现对民族性塑造,而民族性也需要儒学这样的集学术、思想和教育功能为一体的体系化的文化的长期而持续的滋养。首先、儒学需要借助教育实现民族性塑造。儒学“意识形态化”之后,客观上需要借助教育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宣导和渗透,进而对民众的精神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塑造,“广播下层”以形成“社会风俗”[1](P33-40),进而维系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事实上,随着儒学的发展,其对教育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基于教育这一平台,儒学实现了对民族精神、民族行为规范、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塑造。其次、教育需要儒学来完成其“合民族性”建设。秦以后统一局面形成之后,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逐步稳定下来[4],而保证民族统一(推动民族融合)和稳定的关键则在以教育“行教化之责”实现民族性塑造。此时,经过几代巨匠倾心打造的儒学,已与政治内在需求趋近一致,因此得以进阶为统治之学。与此同时,处于制度化、体系化进程中的教育则自然选择儒学作为指导思想,并将其典籍作为教育内容。随着大众对儒学的认可和教育对儒学依赖性的增强,离开了儒学的教育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的“合民族性”实际上就是“合儒学性”。
  二、儒学大厦的“倾覆”与教育民族性“完卵”的破碎:基于发生路线的考察
  有研究认为,儒学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失去传统帝制社会政权的支持、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受到社会革命运动的批判[5]。该观点从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等维度,揭示了儒学走下神坛的原因。辛亥革命使得儒学失去了政权的支持,五四新文化批孔反儒运动和西方主流文化的合力冲击,最终使儒学大厦“轰然倒塌”,儒学也逐渐退守学术层面并逐渐式微。“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儒学在制度层面的倒塌,使得权力儒学[6](P91-101)成为过去,丧失了政治权力依托的儒学也在教育体系迅速被驱离,儒学塑造下的教育民族性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儒学大厦的“倾覆”:教育民族性危机的缘起。自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政策化后,儒学逐渐依托封建政权建立起集思想、文化、教育等多维一体的“大厦”。而儒学“大厦”主要通过“人的儒学化”和“制度的儒学化”两条途径实现发展壮大:前者基于精神层面(精神儒学),后者侧重权力(权力儒学)方面。精神儒学通过塑造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心理基本结构为权力儒学保驾护航,权力儒学通过制度设计、制定、实施,为精神儒学最大限度内发挥作用并上升成为民族精神提供平台和保障[6]。这种相互依存格局一旦被打破,必然影响儒学在民族精神塑造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权力的丧失必然会影响到儒学精神层面的作用,而精神层面的式微必然反过来削弱儒学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但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儒学地位的保障和儒学自身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仍然在教育,即塑造儒学的人,贯彻儒学的各项要求并传播和发展儒学。因此,瓦解儒学大厦必经由两个维度:通过思想运动、教育改革消解精神儒学,通过政治制度、文教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削弱权力儒学——科举制度及其引领下的教育制度体系的变革包含其中。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的瓦解儒学,都必然涉及教育。
  辛亥革命使得儒学“大厦”摇摇欲坠,但袁世凯的“复辟”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挽儒学“大厦”于既倒。但随着尊孔复辟闹剧的完结,儒学在制度层面完成“最后的疯狂”之后悄然落幕,由此也拉开了教育改革的大幕。20世纪初叶,受西方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新生代掌握了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并策划了以反儒学传统为基本精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推动了精神层面的去儒学化[7]。无论是民主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求改革教育体系,以培养具有新思想的公民而非“儒学化”的人,确保反封建的胜利及政治主张的落地。藉由此故,西方教育思想、制度也陆续被引入,并成为解构儒学化教育体制的武器和建立新教育体制的工具。毋庸置疑,儒学的式微也预示着其必然会在以后的教育“变革”遭遇这样的问题:被从教育思想、内容、行为操守中驱离,也给与儒学水乳交融的教育民族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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