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内容考证及其评价

　　摘 要：20世纪初叶，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等外力逼迫下，清政府拉开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探索的序幕。1902年《壬寅学制》及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出现了具有独立形态的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虽然它还处于草创阶段，只具备形式上的特征，但却开创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篇章，为以后中国发展研究生教育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清末；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内容考证；评价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天朝大国”的迷梦终于被西方列强枪炮的轰鸣而震醒。随着一连串的屡战屡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门由一缝而至洞开。清政府迈入了一个非常时期。正如李鸿章所言：清政府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在这种背景下，腐败的晚清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遂逐渐接受维新派的改革主张，从1901年起，开始实行所谓的“新政”，改革教育，相继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在这两个学制系统里，首次在高等教育阶段出现了建立在大学本科教育基础之上、具有独立形态的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由此拉开了我国学制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序幕，开创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篇章。
　　
　　一、清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探索的历史背景
　　
　　（一）教会大学的传入为清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探索提供了客观的现实版本
　　近代意义上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无疑源自西方。[2] 诚如余日章所言：“中国近世教育史学校之创立，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会梯山航海，转运而东。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之一途，为今日新教育规，早为国民公认。小学、中学姑置勿论，而基督教之高等教育，诚有卓然可观者。”[3]
　　所谓教会高等教育，指的是在华外国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创办的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以宣传宗教教义和西方文化为内容、以培养传教士及帝国主义在华代表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机构。[4]
　　在1911年之前，包括圣约翰大学在内，先后共有7所教会大学陆续通过向国外政府注册立案的方式，取得了与国外大学同等的学位授予权。与圣约翰大学一样，这些教会大学在向国外政府或大学注册立案后，其学生可获得由国外大学颁发或经由它们认可的学位证书，并可免试直接升入国外接受注册的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
　　教会大学创办的初衷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高等教育，但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的出现和存在为中国教育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活体标本”，成为中国“新教育”的蓝本和参照。它不仅使中国教育界人士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大学的学位制度及其具体操作，开阔了自己的教育视野，加深了对西方学位制度的了解，而且也在实践层面为日后学位制度及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为清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探索注入了厚实的思想源泉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中国开始滑向水深火热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国家的命运，中国许多的先进分子，如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纷纷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尽管在具体观点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先进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的落后源于教育，要强国必先强教育。正如何炳松所言：“有热河避难才有同文馆的设立，有甲午战争才有推广学校的倡议，有庚子国变才有切实举办大学堂的上谕……”[5]因此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力主改革我国落后的封建教育。1892年，郑观应在《学校》一文中，进一步将“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归结为：“……上学，以二十一岁、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6]此处所言“上学”，及包含有研究生教育的意味。1902年，康有为在流亡国外期间完成了他于1884年开始写作的反映其政治理想的《大同书》。其中包含有为大学毕业生继续深造提供合适条件的主张：“大学卒业后，其尤高才者，或有精奇之思，博综之学，或着新书有成，或创新独出者，由大师几人公同保荐，除就业一年外，公家特给学士荣衔，别给俸禄三年，以成其绝学。”[7]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实行的研究生教育。1902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时发表了《教育政策私议》一文，在其“教育制度表”中，明确地列有比大学本科教育更高层次的大学院和相当于大学院的师范大学，并规定大学院“自由研究，不拘年限”[8]。
　　这些教育救国的思潮，犹如黑夜中闪闪的星辰，照亮了探索者前行的路途，为清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厚实的思想源泉。
　　（三）经济近代化为清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探索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水平，究其终极原因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教育绝不能超然于社会之外，而必须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生活而存在，与一定的社会实践相一致。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社会变动和发展需求为研究生教育的产生创造了必备的物质基础。
　　第一，工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新技术人才。据统计，到1894年，清政府创办的洋务企业近40个，创办资本约4500万两，雇佣工人达1.3-2万人左右。民族资本企业共有136个，创办资本约500万两，雇佣工人3万人左右。[9] 在工矿业方面，1872—1911年40年共投资4100万元，而1905—1909年间竟达1600万元。从资本万元以上、使用机器动力的厂矿企业的资本总额看，1872—1911年近40年约计1600万元，而1905—1908年即达到7100万元。[10]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的生长，迫切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分工”，“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11]。
　　第二，“需才孔亟”催生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探索。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是一种培养和选拔官僚和士绅的制度，其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法满足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需求结构。1901年6月有谕旨指出：“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艰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12] 这一时期，兴办大学堂，以振兴工商业，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同时也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启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为近代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需才
　　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对人才和新知识的渴求，遂产生了创办研究生教育的内在需要。
　　
　　二、清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内容考证
　　
　　（一）《壬寅学制》的颁布与“大学院”设计
　　1902年1月10日，清廷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8月15日，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共6份文件。光绪帝同日批准颁布，故称《钦定学堂章程》，因公布于壬寅年，因此又称《壬寅学制》。该学制纵的方向分为三段七级，其中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建立在大学堂之上的具有研究院性质的大学院。“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大学院“不立课程”，“主研究不主讲授”，旨在探讨“学问极则”[13]。《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但公布后却未实施。《壬寅学制》中具有研究院性质的大学院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及其教育组织形式首次在国家法制意义上正式得到确认，这无疑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以后研究生教育的探索指明了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