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教育史》略评

　　《贵州教育史》于2005年4月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面世，填补了贵州无自古迄今的教育史专著的空白，为贵州教育事业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全书68万字共分三篇计十二章。第一篇包括二至三章，分述远古至元代、明代、清代的贵州教育，其中包括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原始形态教育，以及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篇包括四至七章，分述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的贵州教育。贵州的封建教育制度在清代更趋完善，但在清朝末期已趋式微，可喜的是近代教育开始起步了。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则全面建立了近代学校教育体系。总的讲，明代前期和中期，清代中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1949年以前贵州教育发展较好的三个历史时期。
　　该书第三篇包括八至十二章，分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与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贵州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教育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历程，实现了由旧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轨，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教学为中心的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迄今，贵州教育事业出现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大发展、大跨越。
　　该书的篇章结构安排十分得当，梳理清了贵州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贵州教育史》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在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进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充分地展现了贵州教育发展的历史特点、地域特色，既反映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性，也揭示了贵州地方教育的特殊性与个性。
　　《贵州教育史》系“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弥补了过去中国教育史忽视对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名民族教育交流融合历史的介绍与研究的缺陷。对于贵州教育史的研究，自然是这一课题不可成或的有机组成部分。
　　贵州位于祖国西南内陆，不靠近边境，不濒临大海，历史上长期远离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心，远离黄河、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贵州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多方面与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大差距；历史上人文生态和政治生态环境与中心地区主流文化相比，显得相对封闭保守，教育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但是，贵州的教育并非乏善可陈，从总体上讲，贵州的教育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也取得了可观的业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贵州教育定将有飞速的发展，后来居上，也并非痴人说梦。由此，可以找到贵州教育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特殊性。《贵州教育史》的重要价值，正是以大量史料及中肯的论述对此作了充分揭示。下面，兹略举数端。
　　
　　其一，贵州教育的发展，是与历代中央政权对贵州的开发，以及本土文化与中心地区主流文化融合紧密相连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荒等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徒。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秦汉时期，贵州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逐渐增多。汉武帝派唐蒙通贵州后，中央统治势力逐渐进入贵州，汉族文化也渐次传人贵州。据记载，在唐、宋、元三代，贵州已有古学和书院，但发展极为缓慢。明、清时期，统治者为利用贵州“肘腋咽喉乎四省”的地理区位，“开一线以通云南”，在贵州采取了各种军事行动。这里且说清代。清初，清军于公元1658年分三路进入贵州，打垮了南明王朝，后又进行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雍正年间，清军残酷镇压了反对“改土归流”的少数民族。咸丰、同治年间，清朝政府又调集重兵血腥镇压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起义。这些战乱，一方面，对贵州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使统治者认识到，只有兴办教育，对少数民族实行“教化”，才能“以柔其犷悍之心”，才能使苗疆长治久安。此前，明代统治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明朝对教育比较重视。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上谕中书省：“朕为治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明朝统治者对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一是以儒家思想“教化”少数民族，从而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二是以土司继承人和封建官吏子弟为主要培养对象，“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彦使教之”。贵州女土司奢香就曾遣其子至京师人太学学习。三是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和控制。四是注意培养本地教师。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后，以官学、书院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体系日益完备，教育行政管理机构逐步得到了健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清代二百年间，贵州教育基本上沿袭明朝的模式，但规模更大，官学、义学、书院、私学、科举都有了较大发展。
　　
　　其二，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与众多有识之士热心教育事业分不开的。
　　在贵州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以传播新知、开启民智为己任，为发展贵州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有文字记载，又有遗迹可考的贵州教育先驱是东汉时的尹珍。在明代，嘉靖五年(公元1499年)，贵州思南人田秋向朝廷写了《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请求在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朝廷批准云贵分别开科。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贵州举行了第一次乡试。贵州单独开科取士意义非常重大。从此，读书人有了更多的通过科举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了贵州和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从而促进了贵州自身的发展。至于王阳明、孙应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于贵州教育的发展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有清一代，贵州教育名人更是为数众多。莫与俦、郑珍、胡长新、陈法、洪亮吉、程恩泽、贺长龄、黄彭年、李端棻、严修、张之洞皆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华民国时期，则有周恭寿、任可澄、华之鸿、黄干夫、凌秋鹗、黄齐生、尹笃生、白铁肩等俊彦。他们的业绩，《贵州教育史》中均有具体的介绍，这里就不赘言了。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两位先驱都出在贵州。一位是贵阳人李端菜。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时任刑部侍郎的李端菜向朝廷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了封建教育的弊端，以及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以八股取土的方案，以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经世致用人才。另一位是天津人严修。光绪年间，在贵州任学政的严修，对贵州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是将西方教育思想和近代学制引进贵州的第一人。他在离任前，向朝廷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建议清政府改革腐朽的科举制度，实行经济专科取士制度。这一建议得到维新派人士的一就赞赏。光绪皇帝曾下诏在全国推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
　　追思先贤，我们不能不承认，重视教育的主政者和各级领导者，还有热心教育事业的各界英才，是教育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