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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地方教育史在高校《中国教育通史》学科教学中的作用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6 06:08:00     阅读:


  摘    要: 对于贵州来说,将地方教育史纳入教育通史的教学内容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实施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同时展开两条教育史演进路线的对比;鼓励学生对当地教育历史的关注和研究;注重对学院所在地教育史资源的利用。
  关键词: 地方教育史    《中国教育通史》    作用
  一、地方教育史材料纳入教育通史类学科教学中的必要性
  作为高校师范类专业的重要课程,教育史类学科始终具有相当的分量。唯当前教育史类课程如《中国教育通史》学科在教材的编写上依旧秉承了传统教育史的“主线”,即注重重大教育史事件、制度、人物和思想。作为涵括“中国”的教育史类教材也无可厚非,毕竟教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身为“中国人”,对中国的教育史主线的把握和认识亦属于应有之意,唯如是,方能对教育史的时空格局架构有一整体性理解。
  在教育史学科教学中,教师虽然有时会针对地方史作一定补充,但是总体上依旧是对既有教材基本框架的延展。然而教育史史实如此丰富,其间多线并进,彼此交错、盘根错节,绝非一条“主线”可以概略。如果在教育史教学中仅仅以传统主线为准绳,那么丰富生动的地方教育史易被忽略而至“无声”,进而模糊掉甚至抹掉了地方与“中央”或“中原”的互动,缺少了这样的“互动”,则教育史的“主线”反而单薄和无力。
  贵州教育史更有特点,因其一直以来僻处西南,被视为“边僻”之“苗疆”,在传统教育史类教材及其讲授中几乎无人提及,对于贵州省外的学子来说,此点未必非常重要,毕竟与其切身之关系甚远,但是对于贵州本地学子来说,则不然。虽然贵州教育史料匮乏,尤其是明朝建省以前的教育史更无多少显著的成绩,在明清特备是清代教育才日渐发展,不过直至民国甚至当代贵州的教育依旧落后,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人来说,贵州的教育与他们的休戚相关,须臾不可分割,贵州的教育史实是他们教育立足的起点,亦是其面对和改进的对象。对于更多的少数民族同学来说,即便是在贵州,他们也有不同的教育历史认同,因不同的民族虽未必有文字记载的系统教育历史,但是各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及代代沿袭的传统民俗等依旧承载了他们对自己教育史传统的感受和想象[1],而这样的感受和想象很可能在“宏大叙事”的教育通史类教材及相关的教学中无从唤起。这样,他们对传统教育通史的认知和接纳往往欠缺了自身生活积累的映照而显得疏离,这样的疏离和隔膜有可能让一些同学对自己所成长起来的教育土壤产生不同体认,有的会觉得自己的教育传统很落后甚至意图摒弃,亦有少量的同学会觉得课堂所讲的教育史课程与己毫不相关而更愿意依归本地的历史人物故事和神话传说。在我院实际的教学和课余时间,一些同学往往在我提及贵州本地的教育历史人物和某地的教育事件时显得很兴奋,如果此人物或事件甚至他们当地或者他们比较熟识时,则更是有了一种莫名的“自豪感”,较之同时期通史类教材中的事件,这些更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这都说明,地方教育史材料在教育史教学中实际有很大的挖掘和探索空间。此类的探索和丰富,绝非仅仅是为了简单激发同学们对教育通史学科的兴趣,而是为了让地方教育史材料能真正地与通史“汇流”,以教育史实为依托,建构教育通史的多面相,让教育史丰富和鲜活起来,让“地方”和“中原”同时并进,并行或交叉都可以让我们对教育史的原貌有更清晰的认知和把握。
  二、在教育通史教学中纳入地方教育史材料的途径
  同时段展开两条教育史演进的对比。与传统中原或汉族为主线的教育通史同时并进的还有周边各民族地区的教育史,虽然这一部分的教育史资料相对匮乏,但是当前的考古等相关领域已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早期社会信息,其间包含丰富的教育史信息,这些信息未必是“纯”教育的,但恰恰是其时教育真实的存在样态,对我们今天了解过去的教育及其所根植于其间的社会有更好的认知。一些落后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及其教育样态依旧是今日教育人类学的研究热题,这些信息的加入都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整个“大中华”视野的教育史的认知,甚至可以说,这样反而让教育通史具备更多“通”的意味。
  在贵州历史中,现在关于诸如夜郎文化等考古研究都赋予了我们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不再是笼统地冠以“落后”、“蛮荒”之类的标签。贵州特别是建省以后,文教日见起色,不管是科举的进士和举人都有较为可观的数量,而且出现了一些在西南或全国层面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物。如贵州文化的开拓者舍人、盛览、尹珍,明代思南的田秋为明以后贵州的科举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学名士孙应鳌,至清末更是出现了沙滩文化及其代表人物莫氏父子,清末提倡开风气、兴办学堂的李端棻等。这些既是地方又具备全国性影响的文教界人物对于教育通史于地方教育史的对比结合都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对一些同学来说,当地的人物可能更真实,甚或通过这些地方人物的认知反而建构起了对传统通史宏大叙事机构的观感和认知。
  一些外来贵州却在贵州教育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人物在教学中尤当着意,因为贵州文化固然有其原有的脉络,但是文化更“先进”地区的一些人物却在历史上对贵州的教育史起到了开风气的重要作用,这些人物甚至成了贵州教育史转变节点的标志。如“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其“知行合一”已然在贵阳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还有清末出任贵州学政的天津严范孙,被誉为“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于清末提经济特科,于贵州推行新式教育。这些人物是“主动”推动贵州教育的“中原”人士,这种通过外来人物而对贵州教育和文化产生深厚影响的现象是我们讨论教育史时不可不注意之处,因传统“中华”版图文教厚薄本不一致,不同地方教育上的互动实为教育史研究和教学中不可不关注的核心内容,没有这样的相互穿插,没有这样的灌输与接纳、适应与反馈,教育史教学就只能是自说自话,而对实际的教育史则无全貌性的丰富认知。
  鼓励上此门课的同学在讨论某一时段的教育史时,结合自己所知亦可查阅当地资料,对此时期其所在地的教育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进而陈述和分享。比如来自独山的同学会跟大家分享独山莫氏的文化,遵义同学则热衷于查阅和收集沙滩文化的各种资料,兴义的同学对笔山书院和雷廷珍、刘显世等颇为熟悉,安龙的同学亦会提及张之洞与安龙之间的关系。在教学中,除了对本地著名教育人物进行收集和整理外,更引导其对同一时期作为主流的传统教育史路线进行分析和对比,以期建构更丰富和生动的教育史图景,所以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因为贵州历史上著名的文教人物开始增多,同学们几乎在每一章节都能找到相应的本地人物进行讨论,很好地激发对教育通史课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教育通史所包括内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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