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蒋介石决定改组中统、军统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由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戴笠、李士珍七人组成小组，负责设计特务组织的改革方案。他们秉承蒋的旨意，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方法，要把中统与军统分别换名改组，既要保留住两大特务组织的实体，又要堵住反对者之口。蒋介石同意这一原则。
　　由于军事的特殊需要，军统局的改革方案是由军委会转归国防部辖下，改组成立国防部保密局，对外宣称负责军事保密工作，这在大面上也说得过去，不会遭到强烈反对。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桂系的白崇禧，他有职无权，实际上军事大权控制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一切仍听蒋指挥。军统的结局便如此决定了。而中统的处理则比较难办，原因在于党内派系的内斗和对党务机构的争夺。中统局自己的意见原是想改组成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构，归入国家司法系统，但这一方案受到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坚决反对，他不要这个特务组织。于是陈立夫与内政部长张厉生商量，要在行政院内政部里增设一个调查局来容纳中统。张厉生是陈立夫“CC派”的人物，自然同意，但在立法院讨论时，这一方案却受到反对“CC派”的立法委员群起攻之。没有办成。直到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后的1949年，才最后实现。中统局改组陷入困境，陈立夫与中统一帮人最后决定将中统局仍保留在国民党中央系统，以免受到政府立法部门的制约，他们议定新机构的名称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归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辖下，其规模缩小到原来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这一过程，几经商量，反复研究，历时一年多，才最后报蒋介石批准。
　　1947年秋，“中央党员通讯局”正式成立，中统历史进入衰退的新阶段。
　　中统局在鼎盛时期局本部有六处、六室、五会、一区，即党派调查处、党政调查处、特种经济调查处、统计处、总务处、交通管理处；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督察室、研究室、译电室；违纪审查委员会、侨务工作委员会、训练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事业管理委员会和重庆实验区。下属有68个调查统计室，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改组后的党通局虽然还有一定的机构编制，但业已缩减，多余的通过化整为零，把中统局的机构整建制划到别的单位，继续开展工作，这样可以在表面上缩小规模。
　　
　　中统被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
　　
　　1949年3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蒋家王朝已穷途末路，但蒋介石仍紧抓特务不放，按照既往政策，对中央党员通讯局再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具体方案是将其再次降格，从“党”归“政”，划归行政院内政部所辖，改称为内政部调查局。由于叶秀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属特任级官员，不能屈就内政都调查局简任级的局长，因此改由原“中统局”上海区调统室主任、党通局副局长季源溥为内调局局长，以内政部派出张益民为副局长。但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保留了一段时间。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开张，中统组织从此更趋末路。而叶秀峰则因无法安排，仍挂名为“党通局局长”闲置。
　　季源溥出任内调局局长后，上台伊始，便亲赴台湾建立局本部；派张益民由广州到重庆，筹建在大西南的内调局指挥中心；派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并指挥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甚至派人前往东南亚进行海外活动，预备将来。蒋介石为了给他们打气，慷慨地一次拨给内调局十万银元，想让他们“重振雄风”。
　　但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东，于10月14日抵达广州，季源溥的新组织还没有真正形成队伍，即四散逃亡了。党通局、内调局的特务们，知道大势已去，除一部分由王保身带往台湾外，其余随政府其他部门一起，提前于9月初乘飞机逃到了重庆。
　　季源溥一到重庆。便向蒋介石和内政部长李汉魂再次申请应变经费，结果碰了钉子。季又找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王拨给他十个边远县，让特务刘介鲁等十人专门出任县长，号称要“建成游击根据地，以与共产党周旋”。十人名单送王陵基后，还没有来得及批准，这些县就已经被解放或临近解放了，因此计划只好作罢。
　　季源溥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台，他下令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自己飞往台湾。张益民见此，也不愿殉葬；在解放军尚未进逼重庆时，他考虑经昆明外逃这条路线比较稳当，于是，一面布置特务在昆明搞潜伏，一面命令特务协助铁路公路部门，保证维持滇越、滇缅交通线的畅通，并和滇越边境金平县的土司建立联系，除加强已有的滇西区室外，在滇南、滇东再分划各建一个区调查室。但是到11月间张益民准备经昆明逃跑时，实行大迂回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切断了他们的去路。此时，除了坐飞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逃走。11月23日重庆解放，特务们逃到成都以后，张益民便丢弃手下，借侍从室的关系，乘飞机逃往香港。
　　正副局长逃走后，时任内调局西南区区长的徐政，心里十分恐慌。特别是他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得知中共已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就更是坐立不安，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逃到台湾去。正巧中统创始人陈立夫来到成都，徐政连忙跑去见陈央求，陈立夫安慰道：尽可放心，只要能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徐对此回答心里彻底失望，他再提出去台湾的要求，陈立夫要他去找总裁侍从室主任谷正纲。徐政一再恳求，谷就是不让步，绝望中徐竟当场跪在谷的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最后才被允诺。徐政逃走以后，剩下内调局本部的一批特务不知所措，一次次地向台湾发出求救的电报，度日如年地等了一周，季源溥才来电给了逃台的几十个飞机座位。这么多特务都吵着要去，你争我夺，谁也不让步。不得已，开会商议达成三条协议：一、依照局本部意见，必须飞台的先飞，眷属、儿女概不照顾；二、科长以上的重要业务人员其次；三、其余位子抽签决定。去不了的每人发一两黄金，自谋生路。特务们烧毁了所有公物，然后驱车到新津机场。当时，各机关也都想逃到台湾，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内调局抽的是第十三批飞机，运气不佳。到12月中旬第八批飞机飞来时，新津附近发现了解放军，国民党的空军站仓皇撤退，机场也被破坏，第十三批飞机永远不会再来了。特务们此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不钻进农民的草垛里避寒。他们架起发报机一遍又一遍地向台湾呼救，结果连回电也没有了。留下的一百多个内调局特务，把剩下的六七十两黄金予以平分，每人拿了五钱，各自逃命去了。当然，在后来的“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可以想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