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与非竞争性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在政府部门经费投入方面，目前首要的问题是投入总量不足-其次是投入机制在公平与效率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改进措施：在非竞争性经费投入方面，通过建立生均拨款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确保高等教育经费投人的公平。在竞争性经费领域，一方面建立公开、透明的竞争制度，另一方面应增加非竞争性的科研经费投入，以提高竞争性经费的使用效率。
　　关键词：政府部门；竞争性经费；非竞争性经费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0)01-0013-07
　　
　　在我国，根据大学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政府部门对于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根据政府部门的性质又可以分为核心政府部门(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相关政府部门两类。无论是哪一级政府部门，也无论是哪一类政府部门，其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根据经费的性质和投入的方式均可以分为竞争性经费与非竞争性经费两大类。非竞争性经费主要用于大学的生存(基本办学条件)，竞争性经费主要满足大学的发展(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一、非竞争性经费的投入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给予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各有不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制或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通常不直接参与举办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州政府来负责。中央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主要是竞争性经费没有非竞争性经费(学生资助除外)。州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既有竞争性经费也有非竞争性经费，但以非竞争性经费为主。我国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参与举办高等学校，均直接向高等学校提供财政性经费。我国的整个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大致由部属高校、省属高校与市属高校几部分组成，非竞争性经费的投入参照行政隶属关系。部属高校经费主要由教育部负责、省属高校经费主要由省政府负责，市属高校经费主要由市政府负责。
　　(一)投入模式
　　有学者总结，我国当前整个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模式，可以概括为“大的非公共投人，小的非公共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但9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1999年扩招以后，非财政性经费在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事实上，即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近年来其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中，政府拨款仍然占主体地位，约占55％。欧洲国家更是如此。比如，2004年政府拨款就占德国所有大学总收入的78％，专科院校的89％。然而在我国自1999年扩招以来政府拨款在公立高校经费来源中早就不足50％。
　　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时间内增长过快，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经费投入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个是投入总规模不足，另一个是投人主体过于单一。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但十几年来，4％的目标一直没有达到。日本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用于高等教育，美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高等教育。2003年在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3.28％，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为30.73％，经过折算，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1％，如果进一步折算高等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就更低，更何况这里的1％还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经费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比重偏高所致。由此可见，我国政府部门高教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除了政府投人严重不足之外，投入主体过于单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模式的一个巨大缺陷。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渠道之所以要多元化，主要是因为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可以确保组织不至于变成某一拨款机构的附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多样化的资金基础，绝不是简单的强调渠道之“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必须确保来自于同一家拨款机构的资金不会超过20％，只有这样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才能真正为组织提供宝贵的独立性。以2004年度哈佛的经费收入结构为例：哈佛大学经费总收人为25亿美元。其构成比例如下：学费占21％、研究经费占22％、投资收入占31％、其他投资收益占6％、捐赠收入占6％、其他占14％。由此可见，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基本具备比较成熟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同样是2004年度，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收入来源结构为：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占42.87％，教育附加拨款占0.62％，基建拨款占5.10％，事业收入占42.87％(含学杂费30.05％)，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占1.14％，捐集资收入占1.05％，其他收入占5.88％。由此观之，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充其量只能说是“多”渠道，但还远不是一个理想的多元化的经费投入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非竞争性经费投入模式中政府投入不足与经费投入主体过于单一具有一定相关性。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主体过于单一，政府投入不足对于大学的消极影响才更加明显。对大学而言，政府部门的经费投入具有某种不可控制性。政府投入不足，大学也不能强制政府增加投入。在增加经费投入问题上，政府与大学的意见即使不是相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分歧。大学可以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资助基地，以此降低政府投入不足或经费减少对于大学发展的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大学将经费来源转向学生收费，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绝非唯一的选择，更不能将学费收入最大化，以降低大学对政府投入的依赖。过分依赖学费和过分依赖政府拨款一样都不利于大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政府投入在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就一直在下降。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增加远远赶不上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国内国外均是如此。以我国为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2001年3057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161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0％，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考虑到学生规模的增加，可以发现从2000年以后我国生均教育经费已经逐渐下降。
　　面对政府部门生均拨款不断下降的这种大趋势，虽然学界和媒体不断呼吁政府部门增加投入或通过立法强制政府部门增加高教经费投入是必要的，但是更有效的手段恐怕还是大学自身行动起来，自力更生。大学绝不能把政府当做唯一的“救世主”。“国家主导的道路，明显地不是一条适合21世纪快速前进的环境中的复杂的大学变革的道路。”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模式改革的最终目标绝不在于单纯地强制增加政府的投入，而是必须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只有在一个多元化的投人体系中现有的“大的非公共投入，小的非公共部门”的现状才能有所改观。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的经验，从“大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