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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和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之比较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1-21 06:07:19     阅读:


  摘要:晏阳初和陶行知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两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们都立志于通过发展教育来拯救国家危亡。但在如何发展教育上有着不同的见解,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晏阳初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运用三种方式进行“四大教育”,陶行知则是从生活教育的目标出发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但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诸多共同之处。本文对两者的乡村教育思想作了比较。
  关键词:晏阳初;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平民教育;生活教育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范围广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一些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试图通过开展农村教育实践活动以寻找拯救农村、拯救国家的出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乡村职业教育实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等,本文仅就晏阳初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略作比较。
  1 思想出发点之比较
  晏阳初和陶行知都是“教育救国”论的推崇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拯救灾难深重、民昧国穷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之心。他们认为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要实现民族复兴,教育才是唯一的出路。
  “现在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固然应该痛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的祸国殃民,但是我们也得自怨自艾……我们不管政治,是因为多数的民众没有政治的知识,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自身有什么关系。”[1]晏阳初先生年少时就接受了西方教育,1918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前往法国战场参加了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的工作,亲眼目睹了华工因文化程度低下而受人鄙视的情况,心里有很大的触动。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即在长沙等几个城市进行了平民识字实验活动。实验中,晏阳初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2]。教育的重点应该在农村。
  与此同时,中国的另一位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开始了改造乡村生活、发展乡村教育的活动。
  陶行知早年也曾赴美留学,在哥仑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取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孜孜不倦的投身于改造旧教育的实践中。经过几年的教学活动,他意识到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生活最悲惨、最愚昧、最需要教育,而中国历来不重视乡村教育,即使少数的乡村学校也是“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2]。中国的教育已经走上了歧路,“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2]。那么,生路是什么? 陶行知下了一个肯定的结论:“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2]1924年,陶行知在总结平民教育运动时,明确提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3]
  2 教育思想内容之比较
  2.1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二,三,三,四”。二是指平民教育的宗旨:除文盲,做新民。第一个三是指“三发原则”,即“发明、发现、发扬”,第二个三是指平民教育的三大方式: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四”是指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
  国人大部分不识字,对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只能冷眼旁观,患上了“聋”、“哑”、“瞎”三重病。因此,要发展平民教育,第一步就是要教会人民识字,减少中国的文盲数量。
  “三发原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中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开发“脑矿”的问题。搞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就是要“发现”人民的力量,继而“发明”出开发“脑矿”、开发民力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发扬”则是指我们在平民教育中要发扬民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
  “四大教育”是晏阳初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这与他对中国乡村存在的四大问题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愚、穷、弱、私。所谓“愚”,是指中国大多数的人目不识丁,文盲率高达80%;所谓“穷”,是指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贫困,在生死边缘挣扎;所谓“弱”,是指中华民族的体质虚弱,医学落后,生死存亡全由天命;所谓“私”,是指中国人民缺乏公民意识,不懂团结,不会合作。这四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任何建设事业都是谈不上的。要解决以上四个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进行相应的四种教育:文艺教育以攻“愚”,生计教育以攻“穷”,卫生教育以攻“弱”,公民教育以攻“私”。
  2.2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
  1927年起,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先后作了《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演讲,并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对此,陶行知有精辟的阐述:“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2],“过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受坏的教育”[3]。因此,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过什么生活。
  与“生活即教育”相对应的就是“社会即学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教育,社会是生活的场所,那么社会也就是我们学习的学校。同样的,“社会即学校”是由“学校即社会”转化而来的。因为后者将学生活动的范围局限在学校这个小小的空间内,我们能学到的东西太少了。而前者则不然,它将学习的空间拓展到整个社会,“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3]。让学生在大自然的广阔空间里翱翔,这样,教学的方法、教学的工具、教学的环境都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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