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民教育变迁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环节，开展农民教育、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认识农民的伟大地位、推进农民教育、改造乡村面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量的实践，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新农村建设下开展农民教育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近代历史；农民教育；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6）08002904
　　一、关于农民及农民教育的历史认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此论虽就建国后面临的形势而言，但未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精辟总结。无论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还是向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过渡的中国，农民都举足轻重。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提供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
　　农业文明时期，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居主体地位，农民数量是人口构成的主体。因此，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民本”思想。虽然其思想中“民”的概念较为宽泛，但其主体是农民，因此可视为首次在思想史上赋予农民以重要位置。历代的王朝兴替也表明，农民的民心向背是封建时代改朝换代的直接动力和根本原因。谁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谁就能取得统治权；谁重赋重税压榨剥削，农民就会反抗谁。唐太宗作为统治者亦据此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训鉴。但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农民虽然是重要力量，但也仅为可利用的工具，一旦他们凭借农民的力量取得政权后，又不约而同地采用思想上的“愚民”政策和统治上的高压手段来维护其统治，因而农民阶级始终未能取得与其历史作用相匹配的地位。在中世纪的西方，农民阶层的地位也始终位于社会的底层，无论是经济社会地位还是思想领域。
　　工业革命在西方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了西方农民的大规模转型和分流。其转型和分流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接受工业技能训练成为近代产业工人；二是为适应农业近代化的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知识和农业器具操控技能，甚至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意识的新型农民。现实的需要促进了西方近代农民的诞生，而这一诞生过程是以农民教育的进行为依托的，以农民群体为主体的近代转型也成为西方国家富强的秘方。西方社会这一近代转型的内涵渐被国人认知。维新时期康有为在考察西方社会之后，即得出了“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的结论，[1]成为近代中国农民教育的理论先导。民国成立后，共和政治体制确立，农民这一群体的主体地位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才被重新加以认识，其利益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外患内忧的复杂环境，虽然许多政治家和教育家进行了艰辛努力，农民教育始终未能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即使在乡村教育潮流高涨时期，也主要是民间力量主导推动的。尽管如此，在近代教育革新的大潮中，农民教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问题才上升为国家政策。农民教育，初期主要表现为扫盲教育，得以迅速推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工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但不可否认，当前农民教育和培训还存在许多问题。加上农村这一文化社会基层组织，历经数百年有其稳定和连续的一面，因而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农民教育发展，深入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期的农民教育和培训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发展
　　1初期农民教育思想的酝酿
　　鸦片战争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落败的原因并提出挽救国家危亡的出路。1879年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发出了“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的呐喊，[2]指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教育的重要性。改良派另一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所著《西学》中对西方教育体系进行了描述，认为除正规学校教育外，还有“新闻报馆、书籍馆”等社会教育形式教育人才。[3]著名政论家冯桂芬在同一时期提出“君民不隔”的主张，认为唯有君民相通、上下一心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显然这一主张是以提高广大民众智识和国家意识为基础的。[4]上述思想从国家需要、现实途径和实施目标等方面，对“民之教育”进行了论证，近代农民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骤起，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全面考察西方和日本的富强之道后，认为“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并提出“新民”概念。[5]梁氏在其设计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中，主张在中等教育中开设农、林等学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将涉农教育纳入近代教育体系。著名思想家严复主张教育对象扩充到全体社会成员，明确教育内容“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6]从主张“治民”到提出“新民”，再到对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等的讨论，使近代农民教育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2清末民初农民教育制度的建立
　　最初从制度上对农民教育进行设计是在维新变法时期。当时光绪皇帝下诏将原有遍布城乡的书院、祠庙、义学、社学等改造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农务、茶务、蚕桑等速成涉农学堂。鼓励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光大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7]这是借鉴西方自主设计我国农民教育的良好开局，但百日维新历时甚短，上述举措并未真正实施。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正式将各地书院、私塾改造成大中小学堂，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等。1906年晚清学部成立，将各类农学堂归入实业教育司管理，将通俗教育、教育博物馆等归属普通教育司师范科掌管，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归入专门教育司庶务科管理，相关教育场所主要有宣讲所及各类简易学堂。与维新时期相比，农民教育被置于通俗教育的框架，近代农民教育独立发展的趋势被扼杀。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主张推进社会教育，农民教育被置于社会教育大框架内推进。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是一大创举，“社会教育引起全国人之重视”。[8]社会教育机构分为“学艺的社会教育”和“通俗的社会教育”，后者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开放，包括通俗教育机关如露天学校、公众实习所等，通俗讲演机关如巡回讲演团，以及各类阅读场所如通俗阅报社、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9]以通俗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是主要成果。民间力量的介入是一大特色，成为后期平民教育团体的雏形和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