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英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的价值诉求与借鉴意义

　　[摘要]二战后英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妇女教育史到妇女一社会性别教育史的嬗变过程。教育史学家围绕妇女教育问题及引入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展开激烈的争论，涌现出一大批女性教育史研究的作品，修正了传统教育史学，扩大了教育史研究的视野、空间和深度。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家还以解放妇女、两性教育平等及社会公正为教育史研究的价值诉求，这些对于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教育史学；性别；社会性别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2－0079－06
　　
　　20世纪70年代，妇女史在西方兴起，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中的专门领域，构成新史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关系密切。妇女史是在批判社会史只重视社会群体中的男性而忽视女性的前提下诞生的，包括女权运动史和妇女社会史，把研究重点转向过去普通劳动妇女在劳动场所和家庭的经历，中心仍是妇女解放问题，而这又和性史联系起来。40年来，妇女史已从单纯关注妇女的历史转变为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即妇女一社会性别史(women&gender’s history)。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性别不仅是生理上的差别，而且是社会角色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一社会性别史研究建立在文学批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基础上，西方妇女史家注意到了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主张根据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等多元主体身份来研究女性，并用发展眼光来动态地研究妇女的历史；进而将文化研究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妇女一社会性别史的研究。
　　从妇女史到妇女一社会性别史，这一发展和变化反映了妇女史研究理论的深化和研究实践的深入。妇女学全球化推动着妇女一社会性别史在各国和各领域的发展。在英国，一些教育史学家很快意识到妇女史的发展是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并很快借鉴史学研究的这种方法应用到英国教育史研究中。本文旨在深入探析英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思想的流变过程，反思英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家如何运用性别和社会性别来分析揭示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与社会性别之间复杂的运作机制和两性教育的选择性传统，阐明英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思想的价值诉求及对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从妇女教育史到妇女一性别教育史的嬗变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教育史研究一直过度研究精英教育和精英教育机构，这里的精英教育只是指男子教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英国教育史学家就开始关注妇女教育，但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教育史研究，还是始于1975年《性别歧视法》(the Sex Discrimi-antion Act)的颁布，它首次从很小的立法领域里宣布在教育等公共生活里的性别歧视行为为非法行为。这一法律的颁布和妇女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妇女教育史研究。1975年时，维奇(Adrienne Rich)就指出应该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的大学。卡罗尔·戴豪斯(Carol Dyhouse)认为，虽然20世纪初期以来已有对早期女教育家或女子教育机构的研究，但是传统教育史学研究过于重视男性教育家和男性教育机构的研究，对妇女教育的关注不够。教育史研究不仅是男子的教育史，也应是女子的教育史。卡罗尔·戴豪斯在《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女孩》(Girls Growing Up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一书里，有力地证明了：至1894年，共有200所新成立的慈善女校和私人女校可以为女孩子提供不同角色模式的教育，以使她们能够进入与之出身、社会地位相当的群体之中，这成功地削弱了家庭的束缚。至此，英国教育界对中产阶级女孩子教育问题的日益关注，既是女权主义者努力争取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启动普通教育改革的结果。事实上，在此之前，布莱恩特(M.Bryant)在《意外的革命：19世纪妇女和女童教育史研究》(The unex-pected revolution：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就指出，传统的教育史研究忽视了妇女和女童教育史研究。无论是戴豪斯还是布莱恩特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侧重的是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妇女教育，很少论及或提起下层社会的妇女和女童教育；他们基本上对女权运动采取保留态度，不希望夸大早期妇女教育对女权运动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妇女一社会性别史的发展，社会性别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政府使用的一个衡量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一部分英国教育史学家不满足于前一阶段对传统教育史学的“添加”妇女教育史研究，认为先前教育史学家过多关注中产阶级妇女的教育，忽视了更广大的劳工阶级；批判先前教育史学家只是简单地把妇女教育和女童教育“添加”到教育史研究中，而没有从社会、心理和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妇女教育史和女童教育史，或者是完全将妇女与男性从性别上对立起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教育史研究是否引入性别分析范畴，英国教育史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一场关于性别与女性教育史的争论就此展开。争论首先由艾利森(Alison Mackinnon)发起，他在《与历史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妇女教育》(Women"s Educa-tion Linking History and Theory)一文中认为教育史的研究忽视了性别这一重要因素。但是，在学校里关于性别的划分和再现的分析还不能充分地处理妇女教育史的问题，而只能将性别作为对过去和现在学校如何运作的一种理解方式。而库耐(R.W.Connell)从社会学科的角度试图证明性别和阶级学科是在学校里通过一个复杂过程形成的。艾利森受库耐的影响，从社会、课程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回顾妇女教育史的发展过程，认为关于性别的理解能够为教育史研究打开一种研究思路。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颁布和1989年工党关于教育的政治观点，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不平等问题，加速了关于性别与妇女教育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博维斯(June Pur-vis)、高摩塞(Mega Gomersal)和弗利特(Kelth Flett)首先围绕19世纪英国劳动阶级妇女的阶级、性别和教育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后，对性别和阶级的关系问题以及妇女教育史在教育史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