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规章制度法治化思考

　　长久以来，高等学校[1]一直囿于“象牙塔”的藩篱之内，直到1998年“田永案”[2]的出现。随着我国法治进程加快，高校学生权利意识增强，状告母校的案件也逐年上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在这一系列案件中，大多以高校败诉告终，法院判决高校败诉的主要理由则是高校内部规定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从而暴露出现行高校管理规范中的诸多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规范和完善高校管理规章制度，实现高校校规法治化，才能减少高校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纠纷，才能更好地推进依法治校。
　　
　　一、高校规章制度的法律性质
　　
　　高校规章制度是指高等学校依照法律授权、按照正当程序制定的用来明确师生员工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以及按一定程序办理学校事务的学校规范性文件的总称。[3]高校相继出台名目众多的规章制度，其中涉及学校管理的各个领域。面对如此之多的规章制度，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是高校进行内部管理依据和准则，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有效手段。同时，高校规章制度的“泛化”也引起广大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校规性质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我们知道，制度规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定规范的主体性质决定的，要研究校规的法律性质，首先应厘清我国高校的法律地位。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第24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该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基于这一规定，我国高校被定位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在法律上定性为“社会服务组织”。[4]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与不存在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社会团体及自然人拥有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根据我国《教育法》第28条第1款第4项规定，学校行使“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和处分”的权力。《高等教育法》第40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第41条第1款第4项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从以上条文中，不难看出高校在招生、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行使这些法定权力时便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属于法律授权组织。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从权力来源出发“高校立法”具有以下两种法律性质：一是行政行为。在得到法律明文授予行政职权的前提下，高校与其成员具有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作为法律授权的组织其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行为符合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根据行政法的一般理论，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授权范围内，“高校立法”行为运用行政权力，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并可反复适用，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由此产生的规章制度具有典型的行政性。二是民事行为。除行使以上行政职权外，高校作为事业法人、民事主体，可以以自己名义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与其成员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两者之间通过合同关系来维系，其性质多属于教育服务合同，而规范这类关系的规章制度自然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可视为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从法学理论来看，此类规章制度反映了一定范围内民众的意愿和普遍遵从的规则，其性质近似于“民间法”。
　　
　　二、高校规章制度合法性审定
　　
　　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多为原则性规定，各个高校以从严治校的原则出发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由于缺乏规范性和透明性，高校校规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合法性审定问题由此出现。基于校规的两种法律性质，笔者认为合法性审定的主体存在两个层面：
　　一是行政机关。基于国家教育权，行政机关负有提供高等教育的义务，由于行政机关职权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日益庞大，单纯由行政机关行使教育行政权并不现实，所以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将部分教育行政权授予高等学校，在实践过程中行政机关也会下放给高等学校某些职权。高等学校为行使这些行政职权而制定的执行性、实施性的规章制度，理应受到行政机关的监督。
　　二是司法机关。所谓“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作为权利的最终救济渠道——司法机关在高校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审定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田永案”后，国内学者纷纷对司法审查高校管理行为展开了激烈讨论，“司法介入与大学自治”成为争论的焦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司法介入高校教育纠纷必然会侵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影响和损害学术自由；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反对的主张，认为高校接受司法审查是不可回避的法律义务，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大学制度的根基在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但这一理念与我国延续千年的学术传统有很大差别，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并非短期能够完成。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扶植和培育，以使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健康成长，司法介入便是一条有效途径。当然，司法介入应是有限的，才能给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对于高校规范隶属型法律关系的规章制度，司法介入限于高校对行政权力的运用，以保障相对人基本权利为必要。而高校行使学术权力，是基于高校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这一权力应避免受到不当干涉。
　　
　　三、高校规章制度法治化途径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同样依法治校的前提是有规章制度可依。鉴于规章制度在依法治校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规章制度法治化也随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首先，认真认识和对待权力（权利）是规章制度法治化的前提。长期以来，受学术传统的影响，学校和学生被认为处于不平等地位，所以在设计规章制度时侧重于管理和规范，而对相对人权利保护和救济方面较为薄弱，才会出现侵犯相对人受教育权、人格权、财产权等权利的情形。一方面，高校管理者应该认真和对待权力（权利），在高校管理过程中可以行使哪些权力，应该尊重和保护哪些权利，将学生的发展、成长放在首位，并清醒地认识到从严治校不能以牺牲其成员权利为代价。另一方面，相对人也应该认真认识和对待权利（权力）。从法律上讲，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为或者不为，就对他人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相对人应提高自身素质，树立权利意识，抵制不当的权力侵犯，以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其次，应重视高校章程的制定。章程作为设立高等学校的必备条件，当然是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我国《教育法》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高等教育法》对章程的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可以说，高等学校的章程是高校自治、自主办学的基础，是高等学校办学最根本的规范性文件，其内容是对高等学校最根本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同时也是规章制度制定的直接依据。在西方，高等学校大多有自己的章程，而由于发展历史的差异，我国高等教育则存在章程的缺失。学者们在研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中，发现“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章程’，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以章程为基础制定有各种规范，具有规范管理和依法治校的良好氛围。”[5]由此可见，高校章程是实现规章制度法治化的基础，离开了章程，规章制度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依法制定高校章程乃是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首要任务。
　　就具体路径而言，高校规章制度法治化需经历清理——制定——执行——完善四个步骤。
　　第一步，应该先清理已经存在的规章制度。目前，高校中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规章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形式上和内容上均有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对人的实际要求不相符的情况。在这些规章制度中，有的是没有随着法律“与时俱进”，有的是超越“立法权”，有的是相互冲突等等。为保证规章制度的统一性和继承性，应该定期清理和审核已存在的规章制度。笔者认为，高校应设立专门处理日常法律事务的机构，负责相关规章制度的清理和审核，真正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