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契卡”

　　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先后出现过三方四个特工组织,他们分别是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中共的特科。前三个特工组织虽然从事着秘密工作,但它们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都在政府的机密档案里有据可查,而中共中央特科则与它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之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失败,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中共特工组织就更加隐蔽,甚至连组织档案都可能没有,因为党的秘密机关时刻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所以,像中共特科这样的秘密组织,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组成,都是极为秘密的,并且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纪律,每个工作人员各自的活动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自己的亲属。
　　
　　中共的早期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中共中央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并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25年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学员20多人。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1926年春,傅烈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遣,领导情报小组在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搜集情报,使区委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1926年9月25日,党中央派顾顺章、陈赓和陆留前往苏联学习特工工作。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记载:“陈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以后,陈独秀接待了陈赓,并和陈赓谈了话,告诉了他去苏联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经验。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顾顺章,一个是陆留……陈赓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到达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为了党的事业,陈赓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相当优异,他没有辜负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成为了中国的‘契卡’。”
　　“契卡”是“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它是前苏联著名情报机关“克格勃”的前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3天之内,有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反动派的枪口下,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激进群众被关进监狱,有5000多人失踪。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中共中央机关便从上海迁往武汉。
　　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布了《密字第一号令》:“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
　　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穆欣著《陈赓大将军》)。
　　就在1927年5月间,为了不使中央重蹈在上海的覆辙,由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工作处处长。
　　特务工作处下设4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是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是李剑如;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是李强,成员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都成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是胡步三。
　　特务工作处成立之初,相当的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后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蒋介石和冯玉祥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特务工作处都事先拿到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后,特务工作处又在疏散转移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创建中共中央特科
　　
　　1927年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6月,刚刚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在上海被陈延年的交通员出卖,被捕入狱。韩步先叛变,并指认了陈延年和郭伯和的身份。7月2日傍晚,韩步先又带领密探,抓捕了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赵世炎被捕两天后,陈延年、郭伯和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公然提出在国民党内“清共”的主张。他说:“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至此,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武汉三镇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7月19日,赵世炎在枫林桥畔被杀害。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建立了人民军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在这次会议上,顾顺章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是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讨论了中央驻地迁移的问题。9月21日,中央派戴琨赴上海布置住房,着手建立机关,中共中央开始由武汉迁往上海。
　　10月1日,瞿秋白与中共中央出版局负责人郑超麟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轮,于10月5日抵达上海。李维汉在武汉安排了善后工作后,也于10月9日抵达上海。不久,曾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的顾顺章、李强等人也陆续抵达上海。
　　此后,由于“两湖暴动”没有能够建立起红色堡垒,中央机关便决定秘密建立在上海。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在租界区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种“国中之国”的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和罗亦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中央组织科”、“中央军事科”、“中央宣传科”、“中央军事科”、“中央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3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