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派融合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尝试与启示

　　一、洋务派融合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思想
　　
　　1.政治主张——“自强”和“求富”
　　“自强”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应付西方;“求富”即利用西方先进科技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该政治主张的本质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李鸿章认识到惟有借西方国家之法,也就是办洋务,中国才能图强。因此他大力提倡和推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张之洞则在文章中说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
　　2.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清政府统治的基础是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因此必须重“道”,必须以中学为体。李鸿章变“器”而不变“道”的根本思想是很明确的,他只承认西方的“技艺”,而否定西方的制度和思想[2],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纲常名教不必变,因为中国的礼仪教化远胜于西洋诸国。张之洞则认为中学为“体”对西学为“用”具有主导和导向作用。他认为通“中学”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基本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对国家、民族和祖国文明的情感。因此,学者必须在通“中学”的基础上,“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二、洋务派融合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实践尝试
　　
　　洋务派在现实中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缺陷在于“务虚”,“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礼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礼为轻。”[3]洋务派看到西学之长在于科学技术,中国要摆脱危机走上自强之路,就必须尽快学习西方科技。洋务派学习西方科技有两个途径:一是学堂传授,二是留学教育。
　　1.开办洋务学堂
　　兴办洋务需要大批洋务人才,而这种人才又是科举制度培养不出来的,因此,洋务派兴办了一批新式学校。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西学”和“西艺”为主。[4]大体有三类:外国语学堂、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现以这三类学校的典型进行阐述。
　　首先,外国语学堂的典型是京师同文馆。它最初是作为外国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它典型地体现了洋务派的办学思想和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努力尝试。京师同文馆创建之初旨在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的“译才”。[5]随着各地洋务事业的开展,洋务官员们越来越感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便有人倡议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6]奕忻等人上奏朝廷,请求添设天文、算学馆,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从天文、算学中来”。[7]这一请求遭到守旧派士大夫的公开抵制和攻击,引发了近代以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第一场争论,即“义礼”之学与“技艺”之学的争论。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科技,他们认为科技不足为立国之本,“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8]而洋务派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祖宗之法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学习西方科技,自强之道不仅在“义理”,更在学习“技艺”。[9]在一番历时半年之久的争论后,1867年,天文、算学馆终于成立,1869年京师同文馆又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逐渐扩大了课程范围。从1876年拟订的京师同文馆分年课程计划中可以看出,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已成为除外语以外最主要的教学内容。
　　第二,技术学堂的代表是福建船政学堂。洋务派主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0]并大量购买和制造轮船、枪炮,从而建立制造军火的兵工厂。洋务派兴办了大量技术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在这些学校里,主要学习西方的实用科技知识。如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主要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由此可见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是将实用科技知识列为最主要的学习课程。尽管如此,这些实业学校里仍始终保留着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要求他们学习中国经史之学,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培养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
　　第三,军事学堂的典型是天津水师学堂。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一些封建官僚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发展军事力量对稳固封建政权的重要意义。因此,洋务派设立了军事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如天津水师学堂,学堂内开设英语、地舆图书、算学、几何、代数、驾驶诸法、重学等课;但同时,学堂很注重“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文;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11]又如广东水师学堂“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
　　综上所述,这三类学堂具有以下四个共同点:一是它们都是职业、技术学校;二是它们都以“中体西用”作为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三是它们都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为主要课程;四是它们都重视“固本”教育。洋务派办西学,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要用西方的“长技”武装自己,以更好地巩固封建统治,因此无论哪种学习西方的学堂,都规定学生必须要读“四书五经”,必须要接受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教育,传统人文教育占很大比重,只不过洋务派出于现实的考虑,已经将实用的科技知识的教学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教学的重点明显倾向于实用科技知识。无论如何,西方近代的科技知识已经正式成为学堂的教学内容,并逐渐为社会广泛接受,这使得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化大大迈出了一步。西方科技教育和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在学堂中杂和、并存的局面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单一模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12]
　　2.洋务留学教育
　　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人士认识到,要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靠国内创办的洋务学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够的,国内的学堂存在师资、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局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就必须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于是,洋务留学教育得到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主要是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
　　以派遣留美幼童为例。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对留学生的教学内容和管理人员上作了精心地安排,有中文和经学老师随行,不中断“中学”的学习,管理人员也以陈兰彬等守旧派人物为主。[13]学生到美国后除学习西学外,仍要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而且“每遇房、虚、昂、星等日”,还要“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14]更有甚者,当时在旧学派与新学派之间产生了留学教育之争,旧学派官员陈兰彬以容闳“偏重西学,导致中学荒疏”为由,增加留学生诵读儒经的时间和内容。
　　虽然洋务留学教育规模小、人数少,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进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学”而言,洋务学堂固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留学于西方国家、直接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却是一条更为彻底的途径。虽然清政府及守旧派在教学内容、管理上作了精心安排,后又将留美幼童撤回,但从客观上来说,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也是将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融合起来的探索与尝试。
　　
　　三、现代启示
　　
　　1.适应多元文化必须防止文化封闭和全盘照搬
　　当今世界的开放性是以文化的多元性为前提的,而多元文化的存在又使得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与合作成为时代发展的特征。时代的发展要求开放和交流,因此既不能自我封闭,也不能全盘接受。正如冯骥才先生说过的:“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封闭起来,但也不能因此丢掉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