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心目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有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人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了。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有较大的影响”，是“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这些评价，都是陈书当之无隗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传统中国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代。《三字经》甫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以。
到了民国年底，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更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功夫，所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蒙学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本文中的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
我在这里，就拿《三字经》的前四句做个例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旬，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既然“性本善”，怎么紧接着就会说“性相近”呢?难道不应该是“性相同”吗?这里岂不是明显存在着逻辑问题吗?更何况，“人之初，性本善”又究竟是哪一位儒家大师讲的话呢?对不起，没有任何一位儒家大师说过“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和理解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儒家对于人性是善是恶的看法并不是统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三派：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其实，西方的思想家也有类似的分法。这方面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大概也没有哪种说法可以定于一尊。
比如孔子，他是持“人性有善有恶”的看法的，并没有下过断言。荀子则是认同“性恶”的，而孟子却是倾向于“性善”的。
孟子“性善说”的根据是什么呢?
《孟子·公孙丑上》讲：“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就是因为有这“四心”。然而，凭什么说，人都有这“四心”呢?《孟子-告子上》讲：“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孟子·公孙丑上》里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这样善良的心理情感就是人性善的基础。
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孟子的逻辑是有欠严密的：
其实，没有办法证明人都像孟子所希望的那样有“四心”；也不能保证人之于“昧”、“声”、“色”皆有同样的感觉。无论多么不愿意，我们都不能不说，性善论的论证基础是很薄弱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字经》主要是顺着孟子一脉来讲的。但是，要么是《三字经》的作者没有能够把握孟子的真实思想；要么就是他根据自己对孟子的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将“性(向或趋)善说”推到了绝对化的“性本善”的绝境，那其实已经是谬误了。
正因为《三字经》是最普及的童蒙读物，原本近乎向壁虚造的、在儒家思想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竟然也就借势喧腾于人口，并由此深入人心。由“向”偷换到“本”，流波所及，关系极大。既然“性本善”了，那么，《三字经》的首要核心概念道德的“教”与“学”也就几乎成了无的之矢，顿时失去了前提和理由，余下的似乎也只能是技能方面的“教”与“学”了。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和《三字经》所要传达的理念抵牾的。
这一个“本”字，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影响之大，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教授在其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有非常精当的论述，大意是：西方传统中，只有上帝是无罪的，人则都是有原罪的。换句话说，人性是恶的，或者有着不可忽视的恶的可能。因此，对谁都不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不能把权力集中起来交付给任何一个人，必须有法制来加以约束。而在中国，由于大家相信或是以为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用某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使得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于是，只要确信找到了一个“圣王”，就应该将一切都无条件地交托给他，哪里还有法制的必要呢?
尽管这里只能做最简单的介绍，但是，难道不是已经足够让我们悚然了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