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京师新式学堂教师聘任初探

　　摘 要：我国近代教师聘任始于晚清兴办的新式学堂中洋教习的聘任，此举打破了我国任用教师的传统方式，把教师聘任的理念引入我国教师管理之中。以京师同文馆为首的一批新式学堂在聘任洋教习的实践中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京师大学堂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教师聘任章程，探索了教师资格认证标准，明确了教师职称序列，规范了教师聘任合同，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教育遗产。探析晚清时期大学教师聘任的特点和影响，对今天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晚清；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教师聘任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091-06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我国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核心内容的教师聘任制已推行多年，它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也暴露出教师聘任制没有真正落实、考核机制不够科学、配套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反思晚清大学教员聘任，对于现阶段完善教师聘任制、加强师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笔者在查阅文献中发现，晚清教习管理的研究较少，鲜见从梳理章程、制度入手，分析晚清新式学堂中教习聘任的特点和影响的研究成果，故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加以探析。
　　晚清是指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这段时期，此间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发生巨变，新式学堂诞生，教师聘任试行。我国自西周起一直是“官师合一”的官学体系，“学校的教师都是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 [1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晚清先后兴办起一批新式学堂，这类学堂效仿西方学校制度和教学内容，有别于传统儒学或书院，不再以培养封建官僚为目的，代之以振兴实业、造就通才为纲领，培养外交、军事等专业技术人才。新式学堂大体分为3类：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学堂的创办与我国教师聘任之发轫密切相关，窥一斑可知晚清大学教师聘任之全貌。
　　晚清是我国教师聘任的萌芽、草创时期，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的教师聘任产生的背景是什么？聘任模式、选聘渠道、甄选标准各是什么？对京师大学堂有什么影响？位于首善之区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在教师聘任方面有什么变化？制订了哪些章程？归纳起来，晚清大学教师聘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本文将仔细梳理规章，分述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教师聘任。
　　二、京师同文馆的教师聘任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培养熟谙外国语译员的新式学堂” [2 ]，“与以前任何一所学校都有着大异其趣的特质。……首开中国近代史上新型学校风气之先” [3 ]，率先聘请了洋教习。如果对这一时期（1862-1896年）学堂的史料详加探究，从中可以获知我国教习聘任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一时期教习聘任的特点。
　　1. 洋教习聘任产生的背景
　　新式学堂与教习聘任都是西方大学理念舶入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国封建王朝的大门，唤起了中国知识界的觉醒。维新派认为教育落后是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提出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的教育强国之策。然而，学堂在创办之初就陷入师资匮乏的窘境，聘任洋教习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咸丰十年（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奏请衙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专习外国语言文字。但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外语教习，直到1862年6月11日，京师同文馆才正式开学。” [4 ]开学时只设立一个英文馆，聘请一位洋教习。从开学到1867年恭亲王上折再请设天文算学馆之间，顽固派与洋务派在“要不要聘请洋人为师”的问题上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恭亲王强调“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 [5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也提到：“同文馆的教习，按最初设想，由上海、广东两处保荐中国人担任，但后来无适当人选，只能暂聘用西人，日后逐渐由本国人替代。” [2 ]京师同文馆带动全国各地先后办起一批新式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堂都师法京师同文馆，聘请外籍教习以缓解师资匮乏之难题。
　　2. 洋教习与汉教习的聘用模式
　　京师同文馆共聘请过30多位汉教习和50多位洋教习，他们的任用方式完全不同，采取双轨制。“同文馆的外文教习全部是以重资从外国聘请的，仅中国语文和算学二科由中国教习担任，由具有举贡正途出身的人员中经总理衙门考试录用。” [4 ]英文馆的徐澍琳和俄文馆的杨亦铭都是从八旗候补教习中选拔的。后因“候补八旗教习无人咨复，……恐以后投考无人，不敷录取，以致员缺悬待”，将条件放宽至“凡系举贡正途出身，俱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赴臣衙门具呈投考；其在部之候补教习，如有愿考者，仍准礼部照章咨送” [5 ]。不只京师同文馆，其他各学堂的外语课程也多聘请洋人，与洋教习签订聘用合同，规定他们不许传基督教、天主教，“并请汉教习‘暗为稽察’” [2 ]。可见，洋教习的任用采取聘任制，汉教习的选拔沿袭着传统方式。
　　汉教习与洋教习不仅聘任模式不同，待遇也相差悬殊。从恭亲王奕的多个奏折中可知，汉教习每月酬银8两，后增至12两，全年仅百余两，而洋教习年薪白银千两，相差10倍之多。同一所学校的教员在薪资方面差别如此之大，这在古今中外实属罕见，也只有在当时教习聘用实行双轨制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方面因为各国公使认为洋人“必须重资，方肯来教。……须岁给银千两内外，方可令其专心课徒，俾无内顾之忧” [5 ]。另一方面，汉教习虽然薪水少，但“二年期满，如有成效，无论举贡班次，均奏请以知县用；再留学二年，准以知县分发各省归候补班补用” [5 ]，遇缺时就可以加升官职。在中国学而优则仕和藉由升官而发财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有这样的仕途机会，汉教习也能安心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