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史与中国电影史的写作

　　内容提要 在七十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写作中，一个显在的现象是电影历史文本的书写与编排原则都是基于时间性的叙述模式而进行的，但是就中国电影发展的特殊境遇来说，电影现实与电影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电影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凸显。因而，面对我国当下电影的现实语境，传统电影史的写作出现了少许的局促与不安。为此，确立一种立足于现实问题的新的“问题史”研究的历史书写方法，就应成为中国电影史的一种必要补充或选择。从问题史写作的缘起和中国电影问题史写作的转向、问题史写作对于中国电影史的意义，以及中国电影问题史的实践几方面来探讨这种新型的电影史的书写方式，便成为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关键词 问题史 中国电影史 写作
　　
　　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当口，对中国电影史写作的审视与反观重新进入史学家的视野，电影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专业性期刊都纷纷开设专栏或者专题，讨论中国电影史的重写。但是，只要环视一下整个电影史的研究与写作，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总体史、断代史、专题史、口述史的写作，还是进行得热火朝天的电影传播史的研究（诸如《申报》、战时电影中“大后方电影”刊物等的研究①），都脱离不开传统的叙述式的史述方式，传统“电影史是以时间为向度的电影研究，说明电影的诞生、发展和演变……沿时解释电影的演化流变，顺序梳理电影的历史进程，从而探寻和揭示电影发展的内部律动和外在轨迹”②。传统电影史的书写原则、主调话语、叙述策略乃至修辞方式都是围绕时间而展开的，“试图解释电影自起源以来所发生的变革，并说明一些经久未变的电影外观”③。显然，传统电影史学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史学和理论的分裂，史学和现实的分裂，聚焦于“种族、时代、制度、艺术家、风格”④的传统史学时常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背离，无法实现电影历史为当下电影境遇埋单的夙愿和史学研究的最终指向。传统的电影史成果只能束之高阁，尘封于象牙塔之下，成为大学制度化了的“学科”成果。因而，一种新的具有理论品格的密切关注现实的跨学科性的史学研究方法便呼之欲出了。
　　
　　一、问题史学：缘起与发展
　　
　　问题史学的写作是从法国年鉴学派的母胎里蕴孕出来的。为矫正传统史学研究的误区，法国年鉴学派摈弃了过分聚焦于历史细节的考证与玩味的实证主义做法，其首创者贝尔（H.Berr，1863—1954年）倡导一种综合的历史观：“认为史学乃人类过去的事实，是对人类的一切事实以及与人类的事实发生关系的自然界的研究。因此只有包括人类事实总和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应成为资料的拼凑而应是有机的、内在联系的整体，它以解释为目标，要求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⑤随后，在马克·布洛赫（M．Bloch）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年鉴派史学家“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材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再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堵住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⑥因而，传统史学存在的自闭性史述策略就被打破，新的一种以社会史为内核的侧重人本主义和历史体验的兼顾各种学科视域的历史研究方略得以顺利确立，并开始逐步影响与渗透到其他领域的历史写作中。
　　在对新的历史书写方法的探索中，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是最早明确提出问题史研究方法的史学家，他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准确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⑦另一位史学家弗·菲雷则认为：“近年来历史学的发展似乎是以叙述史的最后衰落为特征的。它正在被这个领域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历史学家所抛弃……我认为，已经发生了有时不为人所意识到的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的转变。”“叙述史是沿着时间的轴来重构一种经历的，这种重构要求某些概念化，但这种概念化却是不能被人们所一目了然的，它被隐藏在为所有叙述体构造意义和给予有意义的时间结局中”⑧，而随着历史学家的认识对象、史料、史学家对待史料的态度以及史学家自身职业的变化，“概念化的史学优越于叙述史，因为它用于阐述的解释性因素取代了以未来为基础的对过去的理解；因此，概念化历史在创建历史学领域内的专门统一体的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的领域”⑨。同样作为年鉴学派的开拓者，马克·布洛赫更为明确地认为：“问题史研究有助于打破以往史学从起源上揭示事物本质的历史主义偶像。”⑩此后，史学研究一改关注时间的传统研究，强调与凸显历史研究的“提出问题（创制对象）——解决问题（建构‘史实’）”之过程，鼓励史学家以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为主要旨趣，认为历史的选择是现在向过去提出问题的一种行动，是历史事件在“过去时态”与“现在时态”两个时段内的对话、互动与融通，而史学问题的最终选择依据是社会现实语境所面临与讨论的。至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传统的面向叙述的史料编排原则已经适应不了新的史学研究境遇，面向问题的新的阐释模式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重心，问题史学从而成为当今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史学策略。
　　因而，问题史学的研究方法先后被运用于各种学科的历史写作中，特别是普通历史与教育史的写作尤为明显。在普通历史的研究中，国外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问题史学文本，诸如《美国历史的重要问题》（系列大型著述，由美国众多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现代非洲问题史》、《美国外交关系问题史》、《越战问题史》等等。在教育史学研究中，最早采用与实践“问题史”这一史学书写方式的是美国教育问题史专家J．S．布鲁巴克。他在1947年说的一段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问题史“编排的优点在于，每一章都以问题为开始，又以问题为结束……因此，有助于读者不断地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有助于加深对教育史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激发读者对教育史的兴趣”(11)。随后，问题史的写作便在教育史的写作中得以应用和展开，出现了布鲁巴克的《教育问题史》等奠基性的著作。国内从2004年先后出现了《中国教育问题史》、《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等著作。但是，由于问题史书写方式本身具有现实与历史的联动特性，除了普通历史、教育史外，在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写作上，对问题史方法的采纳还比较薄弱。
　　当然，要在电影史的写作中引进问题史的写作方略，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电影的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巨大交切层面，而且它还与“新电影史”的出现有着联系和互动。“新电影史是对以往电影史的‘修正’，是在新史学和当代电影理论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它强调应当把电影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将其引向历史研究；认为电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重视电影现象发生的机制变化和因果关系；主张从建立事件进入揭示事件，时间史料作为阐释的论证和论据。”(12)显然，与传统史学相比，新电影史在研究对象、目的、任务以及研究策略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说传统史学是一个线性叙事体的话，那么新史学则是一个非线性阐释系统；如果说传统史学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操作体系的话，那么新史学则是一个自觉的开放的“海绵球”式的接纳体；如果说电影史料在传统史学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话（传统电影史便是电影发生、流变的史料呈现与组织），那么在新电影史中电影史料只是说明与建构某一电影观念演化的论据而已。就表面来看，虽然问题史的研究和新电影史的研究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其表述策略也有着部分的相似性，但是相对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而言，问题史的研究则显得非常游移，是处于“时间—阐释”之中间层面的方法论，它不仅可以完全抛弃传统线性的叙事方式，又可以避免新史学那种专注理论揭示的形而上视野。当然，也有的学者把问题史归并为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归类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他们过分夸大问题史自身的写作范式和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忽略了问题史与传统史学在方法上的联系。因而，我们把问题史看成是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交的子集的定位应该是非常准确的，即上面所归纳的是“时间—阐释”之中间层面上的方法论，既和传统史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又与新史学有着不同的文本范式（其关系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