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

　　一、救亡形势下不合时宜的反复论说
　　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沈从文写信跟大哥说：“我杂事过多，近又同朋友办一杂志，每月必有一万字文章缴卷……”（《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卷381页。以下引本全集，只标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这份杂志是《战国策》半月刊，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创办，四月一日创刊，次年七月停刊。沈从文参与编辑工作，负责处理文艺方面的稿件，又作多篇文章刊登在刊物上，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也属于“战国策派”。批评者眼里的“战国策派”，讲尼采哲学，讲国家主义，讲领袖权威，宣扬法西斯政治，鼓吹独裁理论；沈从文被笼统归入此派，对他实有不利影响。{1}
　　事实上沈从文从未认同过“战国策派”的时政言论，并且在杂志初期即公开批驳陈铨的《论英雄崇拜》。陈铨文章刊登在第四期，沈从文在六月一日出版的第五期即发表长文《读英雄崇拜》，从多个方面明确反对集权专政与领袖独裁式的“英雄崇拜”，而主张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民主政治的实行和科学精神的发扬，并由此促成新公民道德的培养和个人做“人”的自尊心的觉醒。
　　一九四一年五月，沈从文给一个军人复信，反问来信者：“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铨先生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你若有机会翻《战国策》也就会明白，不至于同意杂感家胡扯了。”（17；327）此信以《给一个军人》为题收入《云南看云集》。
　　对硬把他与“战国策派”混作一团，沈从文显然有些窝火，事隔多年说起来还带有情绪，认为是“广西方面刊物找对象骂人”（27；89）——桂林当时聚集了一批左翼文化人——以致如此。“杂感家”，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其中突出的一位，聂绀弩，在一九四〇年就两次批评沈从文。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国文月刊》，八月创刊，沈从文从第一期开始发表以“习作举例”为总题的系列文章，是他上“各体文习作”课的讲义，前三期刊登出《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和《从冰心到废名》三篇，本来十篇，但至此终止。这一时期，聂绀弩和夏衍、秦似、宋云彬、孟超在桂林创办杂文月刊《野草》，十二月出版的第一卷第四期他发表《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对《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说鲁迅“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弊塞，多愤激，易恼怒”激烈反驳，并挖苦道：“若更自以为有和周作人一样的‘人情温暖的爱’，而沾沾自喜，以为可以对鲁迅骄傲骄傲，那倒不仅‘语言’，那态度也就‘转见出异常天真’了。”
　　十月，沈从文在《战国策》第十三期发表《谈家庭》，提出妇女问题的解决从“家”入手，男子“需要放下名词上纠缠的习惯，莫尽驾空说理，且努力来安排一个家”，“学作一个模范丈夫”，这样“方可望女子乐其家室，达到女子的理想。”“如此一来，妇女运动者会改变一个方向，从‘对立’的形式一变而为‘合作’的要求，也未可知。”（14；152，153）接着又在《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第九期发表《男女平等》，再说“男女不宜从对立方式作无结果的战争，却必需在合作趋势上建设生活的理想”（14；156）。这两篇文章传到桂林，被认为鼓吹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聂绀弩、何家槐、葛琴等人纷纷撰文批驳，形成一场关于女权问题的论辩。这些文章发表在聂绀弩担任编辑的《力报·新垦地》副刊，聂绀弩又编集成《女权论辩》一书，桂林白虹书店一九四二年出版。
　　（这里插叙一段后话，出自黄永玉一九九八年写的《平常的沈从文》：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2}
　　（按：《丈夫》写于一九三〇年，沈从文二十八岁；聂绀弩此前大概并未读过很多沈从文作品，《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文中说过：“沈先生的专集我很少拜读。”）
　　这一年更重要的文章，也许还不是上面说的，而是谈文运和文学的几篇，可以看成一组，后来一并编入《烛虚》集：《白话文问题》（《战国策》第二期）、《文运的重建》（五月四日昆明《中央日报》）、《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战国策》第九期）、《小说作者和读者》（《战国策》第十期）。这些文章反复强调：五四开启的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初，以大学为中心向社会发散，但在以后的发展变化中，与大学、与教育脱离，先是与商业结缘，接着与政治携手，显出堕落之势；所以需要文学运动的重建，把文运从“商场”和“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和“教育”结合，这样“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12；51）
　　——兩年后，沈从文在《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文学运动的重建》，主要内容与《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基本相同；一九四三年一月《文艺先锋》第二卷第一期又发表《“文艺政策”探讨》，检讨的核心关切仍然是对文学的商品化和政治工具化的痛切批评。
　　前前后后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人看来，感受的重点不甚相同。在作者自己，深忧痛感郁结于心，迫不得已，不吐不快，乃至一说再说；友人或不免担心，如此多管闲事，难保不惹是生非；出于好意而惋惜者也多有人在，以为舍小说创作而作这种批评，实非必要。左翼文坛反应激烈，一批文化人撰文反驳，误解越深，敌意越重，文章的意思越被简化，乃至标签化。郭沫若一九四三年三月为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连写两篇文章，《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三月二十七日）中说：“近来如沈从文先生又有‘反对作家从政论’的见解”；《新文艺的使命》（《新华日报》，三月二十七日）中再次说道：“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曰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郭沫若声色俱厉，并非无端，沈从文放笔纵横，批评“空头作家”热衷“戏剧性做作”活动，语带挖苦，更在《“文艺政策”探讨》中举例不慎，点名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处理“战时文化工作”，郭沫若担任厅长——“倘若只在表面上装点一下”（17；277）——虽然加了“倘若”表示假设，但也够刺激“主持其事的人”了。